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浇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０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０年——九八四年
八０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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