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色，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操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唇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唇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脱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唇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欢迎。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压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性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挺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挺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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