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满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枪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日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神农架，打枪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洞；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中似乎颇有地位，是考察队长的怀中人，这一点我一上车就发现了。考察队已发了外电，尚未对国内媒体公布消息，怕沿途引起难以预料的骚乱，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队要在房县做短暂逗留，然后将日夜兼程赶往首都北京。车队到房县我就可以使用银行卡了，因此我的随队旅行不过几个小时，这是考察队长还有我的女学生与我达成的三方协议，这对我已是格外开恩了。我和我的女学生、考察队长坐在指挥车里，前面是森林警车，后面是蒙着毡布载有野人的专用卡车，再后面是补给车。车队浩浩荡荡，前后都有警车啸叫。我觉得自己真是威风凛凛，要不是野人在押，我相信他们会抓起那些小贩，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没有机会一睹野人的芳容，一进县城就得滚蛋。我的女学生说卡车里的野人十分暴躁，幸亏事先预备了铁笼子，不然就得5个人按着野人，一刻也不能松懈。铁笼子早在60年代野考队成立之初就已铸好，无数次的考察，一代一代人的考察，里面装过白熊、白麂、白苏门羚、白猴，还从来没装过野人。会不会是狒狒呢？有的狒狒很像人的。不可能，我的女学生苏未未大声说，以前他们抓到过狒狒，这次是直立行走的，绝对是野人！看来直立行走是他们这次收获的主要标志，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仍心存疑惑。我对野人完全不了解，不是我不相信有野人，我担心不是。我完全是好意，结果惹得野考队队长十分不悦，我的娇小的女学生也因此表露出嫌恶我的样子，再也不正眼看我。
两个小时后，车队快要抵达房县，严格地说还没到县城，只是公路上出现了房县的交通标志牌，我便被请下了车。我的女学生偎在队长怀里睡着了或者干脆就是装睡，而队长对我毫不客气。队长打开了车门，虽没一脚将我踢下去，但我尚未站稳车就疯牛似的开走了。我长途步行了差不多30华里才到县城。我的踮脚儿完全不适合公路上的长征，虽然只有30华里，但走到县城时我差不多已是一个真正的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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