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顺序落下指头数道：“北京、沈阳、济南、广州、成都、南昌、南京、福建、昆明、西藏军区司令，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总参有一些知识分子，如罗瑞卿总参谋长。副总长差不多都是农民。正因为军队的组成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所以干部要从这里出来。政策也要靠他们去执行。我们的干部是从当兵、当班长、排长、连长这么上来的。有当兵三年就当师长的。如原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1928年当兵。1931年就当师政委。”
凯山·丰威汉轻轻点头。邓小平讲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及特点，而这种实际情况和特点又是同老挝。
同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很相似。他的严肃认真的思考中，又增加了几分激动欣喜的神情。
“如果在革命斗争中不根据阶级分析提出满足群众的基本要求的纲领，群众怎么会积极起来呢？我们搞革命是没有外援的，靠什么？主要靠农民。参了军的农民一面打仗，一面劳动，一面做宣传工作。他们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与没有参军的农民完全结合在一起。农民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让给部队吃。比如我们要渡黄河，国民党决口阻挡我们。我们需要木头石头来对付国民党决口。河北平原没有石头，只有房子的柱石。石磨；木头也不多，树也很少，只有家里的门板。农民从几百里外把门板，石头运到前线支援部队……”康生又插话：“淮海战役后。山东所有农村几乎都没有门板了。”
邓小平很动感情他说：“如果农民不知道解放战争是解放自己，这些事是不可能办到的。”
凯山·丰威汉频频点头，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那神气所表达的意思正如人们常说的：听君一席活，胜读十年书。
邓小平将双手一摊，笑道：“我们的经验，当然可能不完全符合老挝的情况。大体上差不多，就是根据阶级和阶级分析制定正确的政策，才能团结90％以上的人民。”
矗立在***广场西侧的这座四十多米高的人民大会堂，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11月27日，凯山·丰威汉一行又来到北京，在段苏权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凯山拾阶而上，他已熟悉这座比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的巨大会堂，经过25米高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走进庄严的大门。他熟悉那宽达76米，深60米的万人大会场，也熟悉大会场北翼那个有5千个席位的大型宴会厅。他也知道大会堂内有以全国各盛市、自治区名称命名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厅室。
上次他在江苏厅见到了邓小平。这次，他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步入福建厅。他见到了彭真，见到了刘宁一、姬鹏飞、李强、雷英夫等熟悉的有关领导人。
“身体好吧？”彭真像兄长、老朋友一样握住凯山的手问候。
“不算太好。”凯山同彭真已经很熟，说话无须任何隐瞒，“有点不适应。”
“我也一样，到一个新地方不大适应。”彭真作手势请凯山坐下。“今天晚上可能会好一些。”
简短问候之后，会谈开始。中国援助老挝的具体内容已定，关键是运输问题了。中国援越援老物资，都是免费运输。援老物资经由越南时，运费也由中国付。苏联援越援老物资，经中国境内的运费也由中国付。苏联援助的武器，有不少30年代的东西，甚至炮筒都是弯曲的，根本无法用。
却用这些清仓物资给中国本来十分紧张的运输背上了又一沉重抱袱。为此，彭真提出请老挝派人到东北，参加海关的检验。能用的物资便运，不能用的退回。
运输最困难的不是中国。而是越南和老挝，这是由于美国人的轰炸和土匪的袭击。彭真针对这一情况介绍了中国的经验。
“我们抗战期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根据地差不多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彭真讲话习惯打手势，并且生动活泼。
庄谐成趣：“我们根据地相互之间的运输主要靠人背。只有少数的靠牲口，汽车那个时候没有。延安有那么儿辆。第一没有汽油，第二有了汽油，那个路也不好走，不如毛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朱德同志说：‘咱们到南泥湾去打猎好吗？”我说：‘好嘛。’我们好多人就去了。有的骑马，我们总司令说：‘咱们两个坐汽车吧！’我说：‘好嘛。’士包子坐汽车也很有趣味。从延安到南泥湾只有几十公里路的距离。我和总司令坐汽车走了一夭，天黑了还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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