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山·丰成汉在这种形势下向中国党提出了直接援助的请求。
但是，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同样离不开越南的支持，特别是在作战的兵力方面。他需要听取和尊重河内的意见。
周恩来是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的举世公认的大师。毛泽东曾赞誉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
周恩来明白，解决矛盾的关健在于兄弟党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的基础是真诚无私、肝胆相照。要证明真诚无私就应将我们的想法和计划对越南同志和盘托出，不做任何保留。
于是，中国驻河内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的专车驶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朱其文向越南政府通报了老挝的要求，中老两党协商的内容以及我们拟派一个工作组到桑怒的全部设想。面对朱其文真诚无私的表示，越南方面尽管还有部分人心里有想法，但多数领导同志表示了理解和信任：“中国同志一贯奉行国际主义原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越南人民予以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于中国同志援助老挝人民的真挚愿望。我们同样表示感谢和欢迎。因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美斗争是互相支持，彼此呼应的。对老挝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对越南的援助。”
矛盾解决了，以外交部名义呈送的文件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但他心里明白。一旦工作组进驻老挝，必不可免地又将同越南同志产生各种新的矛盾。在抗美援老这一大的斗争目标下，如何正确处理解决兄弟党之间的矛盾，是个政策性极强又必须有高度灵活性的复杂问题。
派哪个同志呢？周恩来思考着，从窗前踱回桌案前，在椅子上重新坐好。他沉吟着，连卫士替他重新将毛毯盖在腿部都全然不觉。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段文字上：“选调1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全军少将有2000余名，基本都具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的能力。可是“有战略思想”这一条，却并非每个少将都具备。没有战略思想，就不可能处理好中越关系……周恩来的手缓缓伸向前去，抓起毛笔，在墨盒里一下又一下地蘸抹。他那威武英俊的浓眉毛轻轻耸了耸，这是拿定主意的象征。是了，工作组要派，这一条是决定了的，无须犹豫。选派组长的标准也是适当的。具体人选，还是多听听然后再定。
周恩来手中的毛笔终于落在文件卷首上：拟同意报告所提意见。送刘、邓、贺、修权同志审阅退外交部办。
1963年10月24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身材魁伟、举止敏健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走进西花厅。这位精力过人、忠诚过人、热情过人的将军，无论负责公安部还是负责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工作，都表现出超群的胆魄和惊人的意志力、坚定性，并以其顽强的开拓精神而享誉全党全军。他治军严厉，对敌狠。老同志讲：”他常咬着牙说话。”在镇压反革命，稳定和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时期，他的名字使一切敌人听了都要发抖。
到了60年代，在群星灿烂的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已经被普遍认为将担负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了关系全党全军的重大决策性工作。
然而，他在总理面前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当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相遇时，立刻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报告：“总理，我来了。”
“瑞卿同志，请坐嘛。”周恩来颔首微笑，伸手示意。
“请总理审定。”罗瑞卿双手呈上一份密封文件，而后在沙发上缓缓坐下。他的身体坚挺而稍向前倾，显得恭敬，并且便于随时回答总理的询问。他表现出的恭敬绝非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而是从内心对一位睿智、英明、高尚的兄长的折服。从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的星星之人到延安的火热战斗；长城喋血。中原逐鹿、大江饮马无数次血与火的拼博，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他感受到了一颗心：晶莹加玉，光彩照人。他领略到一种胸襟：博大宽厚、包容百川。在周恩来那伟大人格之光的辐射下，就连他的敌手也不能不肃然起敬。
周恩来审视着总参谋长呈送的文件，目光在文件上的几个名字间游移。他拿起一只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用笔端敲打桌面。他在权衡，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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