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什么？”黄永胜仰面望天，沉重地说：“他知道得太多了……”
都队开始分头运动。常发风头十足地骑马紧跟黄永胜，走在最前边。
黄永胜忽然回头，喃喃着：“这么多马不能便宜给日本人。”
常发在马上朝黄永胜探过身去。“司令员放心，我的马丢出去三千里，也能自己找回来。我的马不丢，大家的马就都不会丢。”
黄永胜将信将疑。常发双腿一夹，那马立刻窜向前去，样子似要朝一块两三来高的岩壁撞。就在撞壁的刹那，常发手臂一兜，那马竟无声地人立而起，前腿弯曲如人臂，在下落之际，突然向前一搭，前蹄便撑紧岩壁上。几乎同时间，常发迅如狸猫，身形晃动，只一闪，便顺了马背跃登上去，稳稳立于岩壁上。
“好狗日的身手I”黄永胜失声喝彩，朝我的父亲扬扬下巴，“啊，大个子，没错吧？乱世用人乱着来！”
常发已经将他的青缎子腰带甩下来：“上吧！快！”
机关干部在前，连队战士在后，仗了常发那条丈把长的裤腰带，都上了山。当连队战士齐将火把燃亮，呐喊起来登山时，通向沟掌的山谷立刻枪声大作，并且越响越激烈，越响越近切。
政委王平立在一块巨石上凝神听过半个钟点，轻松吁气：“没事了，他们己经插过去了。”
父亲明自王平说的是军区首长和保护首长的那一连人，便也随着吁口气。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判断自然不会错。
天亮时，部队己经翻到那边。那边的地委副书记马天水赶来迎接。他替我的父亲卷了一支“大喇叭”，帮助父亲点燃。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抹沙坡说；“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去年被我们端掉了。”父亲与马天水一道喜悦时，何曾想到二十多年后这片土地上会卷起一场玫治风暴；更何曾想到，这位战友会因为投靠“四人帮”而在三十多年后精神失常，听见汽车声便在这片土地上狂奔狂逃，一头扎入草窠里。当汽车拉着这位也曾红极一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去医治时，这片土地又唤回他遥远的记忆：“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端掉了……”
唉，这就是历史。
部队在山脚下，在剩有炮楼残壁的一抹沙坡上休怠。神仙山上枪炮大作，敌人果然“合围”了。战士们笑闹着庆幸甩掉了敌人。负责干部们互相感慨：幸亏听了王平的意见！
一阵秋意凄凉的马嘶，引得全军震惊。扭头望去，黄永胜竟牵了他的战马，迈着逍遥步子走过来。迎着一片惊愕的目光，得意非常。须知，夜黑山陡没有路，那位叫“条儿张”的瘦子通讯员，就是从“大姑娘肚子”上滑落摔死了！
“老黄啊，”父亲忍不住问，“你真把马都牵过来了？”
“马就在这儿，还要问？”
“我是说，你怎么牵过来的？”
“嘿嘿，连战马都保不住，还算当兵的？”
这位三分区司令员讲话时，眼睛分明瞟着他的政委。政委判断敌情准确，指挥得当，露了一脸。他当司令的把马牵过了神仙山，也算争口气夺回了面子。
事后，王平不无远虑地对父亲讲：“永胜能打仗，可是心气太盛，一味争强斗狠。我只担心……”
话没讲完，意思已到。王政委果然知人。“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抓。专案人员向黄永胜调查王平的倩况，黄永胜说：“这个人早该打倒！”
然而，王平却是明理的情性中人。他任志愿军政委时，黄永胜到北京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就住在王平家中。王平和他的妻子范景新让出一半房子给黄永胜住，视他为一个战壕里出来的老战友。“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关押8年，受尽折磨。恢复自由后，专案人员来向他调查黄永胜的问题。他一句话也没讲。我曾问，“王伯伯，你为啥不揭发他呢？”王平说：“我们是在战争年代共事，‘文化革命’中没有共事。他的性质中央已经定了，我何必再落井下石？”
单独审讯黄永胜时，王平接到旁听的邀请。他没有去。在公安部集体审判时，他去了，只是从走廊的窗口朝低头走过的黄永胜悄悄地、默默地望了一眼。那一眼目光流出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啊。唉，毕竟是吃过一口锅里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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