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醋了，开始追问女演员。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也无法释疑，便严格限制她与男人交往。我说我会随时向文工团了解她的表现。我也确实这样做了。女演员很愤怒，说我自私，蛮棱，不懂感情。我说：“你就得听我的！”
她哭了，转身而去。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那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日，我们接触机会很少，就是我随毛泽东到了杭州，见面也难。这样，互相埋怨就更多些。而江青关于“木美人”的评价，她深深嵌入我脑中，再也无法除去。
50年代，毛泽东每年都要去杭州住一段时间，有时能住二三十月。由于我的吃醋，我与女演员的关系不但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反而倒退了。
1960年初，我又跟随毛泽东来到杭州。毛泽东关心地问：“见你的女朋友了吗？”我低下头说：“没见。毛泽东问：“闹矛盾了？我说：“还没抽出时间。”毛泽东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睡觉后你没事，把她接来好好谈谈，要珍惜已经建立起的感情。
我动心了。待毛泽东人入后，我从警卫处要辆汽车到文工团把女演员接来住地。可是，领导认为我是擅离职守。按纪律规定，值正班时间不能离开，但这次是毛泽东批准的呀！当时我不愿把责任推主席身上，便闷头不响听了两天批评，心里很窝火。没处发泄就都发泄到女演员身上。女演员对我的莫名之火不了解。跟我吵起来。于是，我又认为她不灵活，不能善解人意，不会体谅，确实是个“木美人”。我们的关系更紧张了。
回到北京，女演员来了一封信，说我对她感情要求太苛刻。其中有句话：“你这个人大自私了，从来不会为别人想一点。”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毛泽东和江青也不曾这样说过我啊！我写了回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你认为我太自私，这不好那也不好，如果不合适就算了。”
我把她的来信和我的回信一起交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批评我封建，大男子主义，是有些太自私。未了又劝道：“这不要发了。过几天我们还要去杭州，到杭州见面谈谈再说。”
就在这时。浙江文工团那位弹琵琶的女孩子又来信揭发她的“好朋友”同上海的男演员仍有接触。我便认定女演员感情不专一。愤怒之下，没有听毛泽东的话，把那封绝情信发走了。
过了“五·一”节，我们果然又到了杭州，仍然住在王庄。毛泽东劝我和女演员见面，我不肯见。毛泽东便叫我跟他一道去跳舞。我明白一跳舞必然会见到那位女演员，便推身体不舒服。没有去。
毛泽东在跳舞时专门和那位女演员跳了几次，借机劝她和我见见面。女演员正在又气又伤心。坚决不肯主动来见我。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我家里生活困难，很着重钱物。既然关系断了，．我就想起送女演员的手表和衣料。我去找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请他们帮忙把东西要回来。
警卫处的同志受人之托，就在舞会上对女演员说了。女演员又在跳舞时告诉了毛泽东，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很为身边人办的事难堪，回来就批评我。他还是希望我们和好。
“你们应该好好谈谈，东西不要忙着要么，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错？中间是不是有误会？”
我说：“我不是为哪一件具体事，我们是思想性格不合。”
毛泽东皱起眉头吸烟，片刻才说：“就算不能和好了，那些东西还要它干什么呀？你不要要么。一个小伙子，跟人家好了一场，已经送给人家了又往回要，这不好么，不合适么！”
我低头不语。回到自己房间，左思右想，舍不得表和衣物。我便背着毛泽东，托人把东西要了回来。而我与那位女演员，始终未再见面。
失恋这段期间，摄影组的胡秀云对我很关心。她也认识那位女演员，并且我们三个人也合过影。胡秀云过去对我就很好很关心，当我和女演员断绝关系后，常来劝慰我，我们的感情很快便建立发展起来。
胡秀云跟随毛泽东的时间也不短了，毛泽东曾表扬过她喜爱学习。我和胡秀云好了，毛泽东也挺高兴，只是敲打我几句：“要吸取教训，在爱情问题上不能太自私。要尊重对方，凡事多为对方想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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