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比罗荣桓大几岁，平日里聊天，贺龙少不了谈谈当年在“哥老会”的生活，什么“龙头大爷”“风头大姐”的，毫无顾忌。罗荣桓听过了新鲜，就把贺龙叫成“龙头大哥”，私下里再没第二种称呼。
贺龙长期领兵打仗，养成雷厉风行，敢决敢断，敢于负责的作风；罗荣桓长期当政委，遇事冷静，深思熟虑，耐心细致，两个互为补充，如今在军委配合工作，大事上往往不谋而合、十分默契。
然而，罗荣桓向毛泽东鼎力举荐贺龙任国防部长，还不仅仅在于友情深，配合默契，更在于欣赏贺龙的品质和风格，赞同贺龙对军队建设的思考和做法……
第二天午饭后，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和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到车站迎接两位元帅。
那时没有南京长江大桥，专列要靠轮船渡过江，需一个多小时。正好汇报军情。
罗荣桓笑着指指许世友：“你上过少林寺，”又指指贺龙：“他上过武当山。”然后将大手在他们两人之间慢慢一划：“和尚对道士，出家人不能打诳语。”
车厢里哄然爆出军人所特有的豪爽大笑。许世友在少林寺学艺八年，贺龙上武当山切磋武艺，至今传有他与武当门人比试武功的诸多故事。共产党争天下，广招人才，和尚为将，道士作帅……
可是，笑过之后大家都显出严肃。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全国经过反“右倾”，讲真话确实需要点勇气和胆量。
许世友讲了真话：“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吃到三十一斤粮，油水很少，肉根本见不到。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年轻，每天带部队训练，摸爬滚打，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这样发展下去，一旦打起仗来可不得”
贺龙也不讲林彪刚讲过的“突出政治的话”，他讲务实的真话：“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后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
他提出部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许多建议和指示。
罗荣桓也不讲空头“政治”，讲实际：“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解决……各级党委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听完汇报，两位元帅当天下午就下到了连队。
六日到上海，驻沪三军领导人来汇报情况。有了南京的先例，大家都讲真话，不讲空话。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汇报：
“国家现在的困难严重，许多地方饿死人。我们的战士多数家在农村，亲友没饭吃，农村干部作风不好，强迫命令，捆人打人，有的战士对此讲几句‘怪话’，有些连队干部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还根据战士的思想情况，把兵分成三类，有的甚至被划为落后分子……”
“乱弹琴！”贺龙面容严厉，说话声音却缓慢沉重。除非是大会上讲话，他平时谈话很少高门大嗓：“说几句‘怪话’就能算落后分子？人家是讲实情嘛。现在才二月，南方五月小麦登场，北方要到七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面呢，后面怪话还会多……”
罗荣桓断然插一句：——在战土中个许划类，个准把说怪话的战士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贺龙吸着雪茄，频频点头：“帽子不能随便戴，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逼得太厉害，矛盾会激化，甚至铤而走险，不利于部队的稳定。”
八日到杭州，十三日到福州，一路走一路下连队。十四日是除夕，除夕夜还在听汇报。这就是贺帅罗帅的工作作风。
那三年，天灾人祸，危机四伏，“守四方”不好守。比如这东南沿海，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人侵大陆，派特务和小股武装登陆渗透袭扰。
福州军区的领导说：“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海防任务繁重，我们感到兵力不足……”
贺龙也讲毛泽东军事思想，但与林彪讲的不同：“要加强海防，首先你们大军区领导的屁股要坐到人民武装方面来，不要只抓部队那几万条枪，要用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抓民兵那几十万条枪……不懂得这一条，也就没有真正懂得毛主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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