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党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党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党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裤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党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还明白一个道理，讲话必须把握时机、选择场合。各“诸侯”，互相议论交流是一回事，在决策圈里正式发表政见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晋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谈“想法，”“谈形势”，都被邓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过去。周惠相信，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讲到多么深，做到哪一步，邓小平比自己更会准确地把握时机。那么自己现在能讲什么
“那好吧，我就讲点内蒙古。”周惠终于张了口，慢条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个公社，看了农民缸里的粮，锅里的糊糊，扒火车逃荒的人流，还有一群群不种地，晒太阳的青壮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比如卓资山那里，粮食产得很少，还不够自己吃。每年征购上来的粮还不够返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我在那里跟一些领导议了议，采取了一点措施……”
“听说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不知谁插言。周惠不动声色，也不置可否，继续讲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伤寒症，民不聊生，现在是吃了点药，刚发出点汗，事情很明显：谁能比种地的人更懂种地？我们有些同志什么都要管，结果是什么也不管，连农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哟，我只好放手叫农民去自谋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愿意的，他们有办法自谋生路。现在刚刚春暖，刚刚出点汗，可不能再来刮西北风”周惠讲到这里，情绪已经起伏难耐，冲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几乎是呼唤：“刚出点汗就来风寒，把汗顶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这是我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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