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个×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
银行维护国家利益，断然拒绝免债。消息传到兄弟省，那里本来就对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有意见，便向李先念告一状：“周惠一句话，农民欠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就都不还”
这又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负责财经的副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责问。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这不是造谣”周惠不慌不忙解释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么回事……”
周惠将真实情况汇报一遍，李先念点头：“噢，这么回事。免除债务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决定。”
“这个道理我明白，可生产发展不上去，欠债永远还不了，只会越欠越多，说到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是基础嘛，农业上不去必然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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