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里有些角色，所珍惜的记忆，可能囊括多年。但金大班珍藏在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却只是一夜——她得到月如童贞的那夜。当然，她和月如，并不是一夜缱绻之后就分离；在月如被他那“大官老子”派来的几个卫士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同居几周或几月了。然而固定存在于金兆丽心底深处的永恒记忆，却只是那个晚上的月如，和她自己当时的感动与感激。这就是为什么当金大班想到别的时候的月如，她虽然也会心软，但她整个的思想意识，语调不变；她还保持一贯的喜剧式之观事态度，与轻松的自嘲（譬如“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但在颜元叔认为“败笔”的篇尾那段，因为勾起的记忆是那个晚上的月如，她的“硬且辣”就完全消失。她的粗俗也消失。她的喜剧人生观也消失。她的自嘲能力也消失。间隔她与这份记忆的二十年也消失。留下在舞池里，和一个陌生年轻男子跳舞的金大班，突然之间，是一个青春已逝，肉体已遭时间侵蚀，但心灵变回二十年前那样敏感那样脆弱的女人。
所以，这段结尾表面上语调之不协和，在我们考虑到作者赋予此篇小说——与《台北人》整体——的主旨命意时，就变得十分合适，十分妥当。如果不是这种写法，金大班就不是作者要表现的金大班了。作者显然认为，像金大班这么一个从现实的污泥中打滚出来的人，女踝不是靠着这一完美无缺、不被时间冲淡的记忆来“赎救”，就不可能保留住她那份人性，与做人的尊严。（这“救赎”主题，我们甚至可从小说里含有高度喜剧性质的情节段落获得隐约暗示。作者藉用金大班观点，对“大佛婆”吴喜奎的描写，语调内容都十分诙谐有趣，可是话题亦触及罪与罚的严重课题。而金大班，早年“下海”当舞女，就好比“下”人人生苦“海”；今日离开风月场，就好比离开孽海，获得解脱。这些都可解释为作者对“救赎”主题的一点暗示。）
然而这篇小说的结尾也含蓄着悲怆的反讽。因为，金大班这一瞬间的感受，到底只是幻觉，片刻就会消逝。眼前这个眉清目秀，腼腆羞涩的青年，到底不过是月如的幻影；而二十个年头已经过去，她年华已逝，逐渐衰老，那里真还是个心灵敏感的年轻女人？
当然，这一片刻过去后，金兆丽会继续在现实中过活。昂着头过活。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事，她会照样啐那么一口，骂声“娘个冬采”，然后接受它，适应它，反转过来享用它。第二天，当然，她会照样打趣自己，打趣别人，高高兴兴当“老板娘”去。
在《台北人》全集中，《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很可能是最难了解的一篇。它之复杂，异于《游园惊梦》之复杂，不在于结构形式，而在于潜藏内里的神秘含义，以及回闪其间，极难捉摸的大量隐喻与象征。
如果我们不追究蕴含的旨意，单就文字与情节结构来论，这篇小说可以说十分简易。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让一个大专刚毕业正在服兵役的青年，以旁观者身分，用简单语言，口述他目睹的一场悲剧。除了小说最后两段说的是王雄自杀一年后的情景，他的口述主要是简单“倒叙”：先说结局，即他到基隆附近荒凉海滩上认尸的情形，然后回过来，从头开始，直线方式，叙述他因服兵役调来台北，常来舅妈家走动，而认得了四十岁的男佣王雄；王雄和舅妈的独生女丽儿，是如何的“有缘”，和风骚的下女喜妹，又如何“对峙”。丽儿入中学后，改变对王雄的态度，开始疏离他，王雄变得沉默暴戾。一日，他与喜妹发生冲突，之后，他趁人不见，对喜妹肉体施暴，几乎掐死了她，就此失了踪。
这个年轻的叙述者，在这篇小说里的作用，和《一把青》里的秦老太（师娘）相似，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自己的主要身分是旁观者。但他们两人，同时也都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方式很不同。秦老大的参与显而易见，她是推动小说情节的一个要人，她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主角朱青的命运（譬如朱青丧失丈夫后，若非师娘细心照顾，很可能病死，那就没有后面的故事可说了）。然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与小说情节发展，看来没什么大关系；他的存在，与王雄的命运也无明显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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