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除了讲故事，他在整篇小说里，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他的重要性，不在于推动故事情节，而在于展示作者赋予这篇小说的特殊意义。这并不是说，这个叙述者具有特别洞察力，能够理解阐释王雄悲剧的含义。相反的，他虽然确是一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但对王雄的内心症结他并不了解，对于所发生的悲剧含义，更是懵然不知，他不是一个喜欢深思分析的人，因此他讲故事，除了有一段（描写金门老士兵的一段），相当主观外，可以说颇客观，不常介入自己的意见或判断。他展示作者旨意的方式，不是“解说”；而是，从他不存心、不在意的客观描述，读者可以处处拾得叙述者本人没感觉到、没体认到的含义，而听到作者的（不是叙述者的）弦外之音。如此，我们有所凭藉，可用自己的思考判断能力，加以分析研究，来了解——或尝试了解——隐藏在这篇小说里的复杂旨意。
在讨论这篇小说的隐喻与象征之前，我们必须先对这篇小说的主旨有个概念，因为文中大量的隐喻与象征，全是用来暗示故事的含义，与故事表面的情节发展倒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谈到《台北人》灵肉之争的主题时，曾以这篇小说为例，做了一个简短的阐释。现就抄录于下，以便展开我们的讨论。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的影象，与他少年时，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的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的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
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仔”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的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花园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
我们或可概括而言：王雄表之于外的行为，构成这篇小说的情节，王雄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则是这篇小说的主旨含义。
王雄对丽儿的爱情，不是一般男女之爱，而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的执着（Obsession）。也就是说，他对“小妹仔”，对往日简朴生活，特别对年轻时候纯真的自己之无限眷恋与痴迷。他用全部生命力量设想抓住的，与其说是丽儿的感情，不如说是丽儿的童真气息所能给他的“回到过去”的幻觉。如此，卫护丽儿的“童真”（Innocence），使之永久存在，成为王雄生活的惟一使命，全部意义。而这种抽象的，精神上的“卫护”，在小说里以实际生活中对肉身的卫护，来表征，来具体化。如此，王雄被作者安排为丽儿家的男佣，服侍陪伴丽儿，保护她上下学。如此，作者让叙述者以略带幽默的口吻，把王雄送丽儿上学的三轮车，比喻为一辇“宫车”，把王雄比喻为“护驾卫士”：
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任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做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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