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sentimental），过于戏剧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tone）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袍和翡翠手饰，细心斟酌，选择指甲油的颜色。不久，万公馆打电话来催，华夫人便穿戴齐整，又对镜端详一番，觉得头发梳得太死，林小姐便用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她挑梳那高耸的贵妃髻，突然华夫人在镜中看见林小姐在她右鬓上角头发里翻找，于是她颤然明白，头上又出现了白发。林小姐又替她拢了好几下头发，把白发掩藏在里面，不露出来，她才走出房门，去乘她的私人汽车。
在花园里，走向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在一阵秋日凉风中闻到一股冷香，那是从墙东一角盛开的几十株“一捧雪”发散出来的。“一捧雪”是最上品的白菊花，却十分娇弱，在台湾很不容易养活。去年种下去，差不多全枯死，华夫人叫花匠敷了一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突然间白茸茸一片，开得十分繁盛，万夫人因为跟日本人学插花，曾开口向她讨几株插盆。华夫人心里极不甘愿把这些尊贵的白菊送给她，但因万夫人嘴巴十分刻薄，她怕遭她哂笑，只得勉强去采几株，当她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却赫然看见，在一片繁花覆盖下，许多花苞竟已腐烂死去，冷香之中夹杂着一股花草腐烂的腥臭。这股腥香，使她联想起她丈夫病死前的情景，因为，当时他床头几案上插放的三枝“一捧雪”，也发散出同样的气味。那三枝大白菊是从他们南京住宅花园里采的，那时一共种有百多株。华夫人特别记得，抗日胜利那年，“一捧雪”开得最是茂盛。那年，她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民众又哭又笑，热烈欢迎。英俊无比的华将军，挽着她走进花园，在白浪一般翻掀的“一捧雪”前面，异常温存地把一杯酒敬到了她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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