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只是余教授外貌上的今昔对比。更令人感触的，是他精神上和生活态度上的今昔比照。
从他参加五四运动之事实，爱好浪漫时期文学的事实，以及当初和雅馨恋爱的情形，我们都可推断，余钦磊以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崇拜精神的解放，蔑视现实的桎梏。可是现在，由于年岁的逼迫和现实环境的压力，他的浪漫精神早已磨损殆尽，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平一样，他还在大学里教英国浪漫文学，教拜伦的诗。可是现在他教书，显然已无热情，只是维持现实生活，余太大有一次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伦诗集中，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这叠笔记的丢失，即影射他年轻时代的浪漫精神之丧失。
而使他失去那叠笔记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是代表“现世”的余太太。作者如此暗示，理想终被现实所逼失。余教授的前后二妻，确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雅馨象征理想、精神和爱情，即“过去”；后妻象征现实。物质和肉体，即“现在”。雅馨早殁，而“肥胖硕大”的余太太健康活在人间，取代了雅馨的身分，这也是暗示现实终于取代了理想。
客观说来，余太太除了爱打麻将的毛病，其实也是一个不坏的妻子，会想到替丈夫晒书，会提醒他贴膏药治腿，会想到“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然而她对丈夫的关切，只限于肉体方面，和健康问题。她完全不关怀也不了解余教授心灵上的需要或希求。如此，为了讲究卫生而晒书，却丢了载满心得的笔记；不忘替丈夫烘暖于善堂的膏药，却不耐烦听他提起吴柱国；心想打牌赢钱买鸡给丈夫吃，却一口否决接吴柱国来家里吃一餐便饭。
说到此，我联想起一点，颇有些趣味，却从来没有提过，就此顺便说一下。在白先勇的小说里，鸡肉，特别是炖出来的肥鸡肉，常被用来当做女性肉体的象征，《一把青》里，心灵枯亡而肉体发达的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刘骚包立刻笑闹道：“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姓王的也“吃豆腐”说道：“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岁除》里，赖鸣升追叙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被他营长的姨太太肉体引诱。她打牌打出一张白板，笑吟吟道：“给你一块肥肉吃！”后来她回房，传他进去，“早炖了红枣鸡汤在房里头等住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金大班和一群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厮缠胡闹。小蔡嬉笑道：“我们小马说他还没吃着你炖的鸡呢。”金大班应声戏答：“我还没宰你这头小童子鸡，哪里来的鸡炖给他吃？”就是在《游园惊梦》那么一篇雅致作品里，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暗示。程参谋向钱夫人敬酒，一连喝下三杯，脸上顿现酒晕，“额头发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几颗汗珠子来”。这脸神描写，和当年郑彦青与她肉体交欢时的脸神描写，颇为相近，所以作者虽未点明，我们却可想像，钱夫人这时，至少在潜意识里，闪过一丝对于过去那次性交的记忆。而就在同一个时候，“程参谋替钱夫人拈了一只贵妃鸡的肉翅，自己也挟了一个鸡头来过酒”。
如此，余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赢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就不单表示她关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里明白余教授需要她肉体所能给予他的性欲满足。尽管余教授满心怀念雅馨，那“随风飘去”的“凌波仙子”，他的肉体却必须活下去，在现实中活下去。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饭睡觉与照顾肉体生命的忙碌中，灵性的光辉逐渐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渐消亡。不错——“现在”总战胜“过去”，“现实”总战胜，“理想”，正如余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总是赢的”。人，若要长保灵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摆脱肉体，像雅馨那样早日“随风飘去”。雅馨就是因为早死，才能在余教授心目中成为“灵”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无肉性，所以，当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她做的是“挂炉鸭”，而不是炖鸡之类。
余教授的理想被现实击败的一大证据，便是他停止翻译《拜伦诗集》。从二友谈话中，我们得知余钦磊早年立志译完拜伦诗集，吴柱国原以为他早已译毕，问起在台湾是否畅销，才知并未译完，“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余教授不但停止译作，教书也不再热心，不似吴柱国想像那样“守住岗位”。却一心设法争取外国赠送的研究奖金出国。他想出国，完全是被现实生活需要所逼，因为他送大儿子留学，借过一大笔债，无法还清，便打算出国积留些钱，偿清债务。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学一个福特奖金，却在赴美的前几天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断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明明知道生活穷困异常的贾宜生，也申请了这项奖金，如果自己宣布放弃，贾宜生可能就会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弃，在医院一躺五个月，哈佛就取消了这项奖金，余教授对贾宜生的深厚友谊，是不容置疑的，这从他谈及他时的感伤语气，为他到处奔走筹治丧费与抚恤金的事实，替他整理校对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显然，当友情与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冲突时，被牺牲的总是友情。现实，终是胜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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