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离开了，就有借口了，可以说，调查组去你新单位查了。”
我笑了。
“对，”胡厅长继续做着外国味儿的表情，“下面告，上面笑，你没贪污，所以可以笑啊，可以不怕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贪污？”
“哎，小胡，这点儿信任我还是有的。”
回到研究所，我找到庆子，让他开车拉我出去。
把车开到了路上，庆子才问我去哪儿。
“庆子，这是第一次，我让你开车带我出来办的不是公事儿。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找个好点儿的地方。”我说，“我请客。”
“别，让他娘的研究所请客。”庆子说着狠踩了一脚油门儿。
庆子把我拉到张道福带我来过的那个饭店，进了包间儿。
“千万别叫大燕二燕。”
庆子笑了，他说，你放心，我们不用那一套。他的话再一次把我拉近了。
我们要了便宜而清淡的菜，没有肉，外加啤酒。连干了几杯之后，我们的脸都上了颜色，好像谈话可以从此开始了。
我说了我对他的“钦佩”，他能准确地观察出表面之下的真货色。
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穷司机，既没前途，也没奢望，所以就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角度：什么事都不往自己身上联系，得不到好处，坏处自然也没有。
我说，我还钦佩他的镇定，好像他什么都不怕。
他说，我什么都怕，但你怕的时候，想想别人也怕，就好多丁 .“你是不是小时候硬汉电影看多了？”
“就是，所以我不当硬汉。”
“你碰过大燕二燕吗？”
“吴副研究员比她们强多了。”庆子不无骄傲地说。
“我觉得，刘托云比她还强。”
“你说得没错。”庆子喝一口酒又说，“你的眼力比我的好。”
“所以我是所长，你不是。”
“对，为你�
喝完酒，天已经黑透了。我还没醉，庆子也没醉。庆子把我扔在一条叫胜利的大街上，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说，想一个人走走。
可惜，我一个人没走出多远，黑丽说的那句话又在耳朵边响了起来：“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这太烦了，她的话比她本人更让我烦。我经过一个小店，看上去既像酒吧又像咖啡馆儿还像饭店，招牌上写着：文学小坐。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写过小说，爱过文学，能不进去坐坐吗？！
我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多恶心，我是说我自己，我不是说栽了，我是说理智。
“哎，进来吗？”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我说，“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
“这儿是什么？”我进去。
“文学小坐。”他大声大气地说。
“我知道，我是问，是酒吧，还是……”
“什么都是，是酒吧，有酒，马丁尼和二锅头都有。是咖啡馆，巴西爱尔兰海南岛咖啡都有。是茶馆儿，红绿花，什么茶都有。是饭店，兰州抻面和意大利面都有。你想干什么？”柜台后的男人一口气说完，店里的另外两位大笑起来。
好像这儿应该叫“文学大笑”。
我扭头看看他们，他们没有坐在一起，估计不是一起的。我选了另一个位置。对柜台说：“来瓶日本清酒。”
他看我半天，然后说：“就这个没有。”
“那就从有的里面随便来瓶酒吧。”
“青岛干啤？”
“行。”我选了个地方坐下。
我的干啤上来后，店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三个男人喝闷酒，柜台上的那个男人不停地东擦西擦，擦柜台，擦酒瓶，擦，擦……
过了一阵，我心里的无奈有增无减。坐在我右边的男人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我多少有点紧张，不想搭讪。
可他经过我，走到了我左边的男人那儿，手里还端着一杯啤酒。
“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写小说的李大轮子？”根据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也是写小说的，糟一点儿是个写散文的。
“没有‘子’字儿。”李大轮说。
“反正你是吧？”
“你想干吗？”李大轮问。
“跟你说句话。”
“说吧。”
“真说了。”那个男人像孩子恶作剧似的说。
李大轮轻蔑地笑了笑，好像这种类型的神经病，他每天都见，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你写的那些小说，狗屁都不是，软不拉叽的，不清不楚的，黏黏糊糊的，还弄了那么多本，还叫什么实验，可别逗我们老百姓了。冲那软劲儿，给老娘儿们看还行，可老娘儿们又看不懂。我真不懂，你干吗要那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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