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目的地愈近，心里愈急，这是旅行者常有的心境，何况在逃难中，更何况敌人虽已退却，亦不过回复原态势而已，说不定再来一个突然的进攻，所以虽在废历年关，明知木船的老板伙友都要舒舒服服过年，但听说可以雇到木船而且可以即日出发，还是努力要去进行。
那时候，东江的木船，理论上都是在"征发"的状态中——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实际上都是在"随时随地可被征发"的状态中。为了行动上的自由，木船老板必须找个机关，（只要是机关，大小倒可不论，但自然，机关招牌大的总比小的好，）先把自己"封"起来；这就是说，在船舱篾篷上，贴一张印有某某机关名号的信笺，随便两行核桃大的字，无非是此船已为本机关封用，“仰即知照"云云，下面当然还得盖个关防。这样经过被“封"的船便算是保了险了，船老板可以放心装货载客，否则，不但泊在惠阳的空船，会突然被"拉了去"，甚至客货满满的也会被人当真"封"起来，而且开出惠阳，沿途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在被"拉"的危险中。当然这太不"自由"了，所以，为了求得“自由"，就先找个“封条"来贴上。
这一点儿小小"过门"，在西方人看来也许大为惊奇，但在我们这国度里恐怕只有书呆子这才不懂得。当时惠阳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窍脉的人就不大能够雇到。
五"韩江船"
大除夕的下午，匆匆的上船，我们是包了整个后舱的。前舱已经满满的，男女老小都有，都是逃难人。后舱在"理论上"是不再招呼另外的客人了，后来证明这到底不过是"理论"。后舱较小，可也塞进了男女大小十四人，全盛时代乃至十六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板找"封条"来的，又一位是他的朋友，船老板最初对后舱那伙客人说并无外客，其实不算扯谎，因为这两位当然不作乘客论。
如果是热天，这小小后舱挤了那么多的人也许还能见得宽舒些，可惜是冬天，这些逃难人虽则身无长物，因为一到惠阳就逢到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冷，不能不临时买了棉被，这一下，舱里的地位便不经济了，人们又不能将彼此的被筒打通，于是每人更多占了一英尺的十分之几的地位。记得曾在一本古代欧洲史上看到了一张画，古罗马的贩奴船的横断面图；那地位之被经济地使用，实足惊人。但这贩奴船到底还给每个奴隶以仰面平卧的权利！
船家说翌晨就开船。翌晨者，废历大年初一也。连过旧历年的习惯也在战时改掉了么？当然叫人高兴，为的可以早走。哪里知道大年初一不走还不足奇，竟几乎连初三那天也想留在惠阳。据说船老板确实是作了大年初一就开船的打算的，因为停一天，开销还是他的；而终于不得不挨到初三者，那位给他找"封条"的先生有些私事还没料理清楚而已，可是这却苦了前后舱的"沙丁鱼"，活活多受两天罪。
枯水时期的东江，由惠阳至老隆，木船须走十至十二天，如遇顺风，那就不定，五六天也可以。但那时正多北风，人们不存奢望，船家口口声声说要十二天，对，十二天，四十多人在船上要过十二天，二百八十八小时。船呢，每天约行三塘路，每小时期均五里，为的要拣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过夜，所以尽管天一亮就开船，却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间得除去船上伙友吃饭时间的一个钟头。
每天负担过重的，却是船上那两只小的行灶。其实只是大些的风炉，其中一只还是效率不高，只能充个副手。从早上起，除了船家不算，那前后舱四十光景的客人就分组来使用这个原始的烧饭工具。一共有七组之多，后舱客人分两组打伙食，但前舱那十多位却分了五组，他们原是一起的，搭船的时候他们集体包了那前舱，但轮到吃饭，他们就各自为谋。他们这么一来，船上那两只行灶是苦了，但他们自然方便了，——各人保有自由，爱吃好些的就好些，爱省俭些的就省些，既无你多我少之争，亦免除了口是心非之病，而尤其重要的，五个单位各自烧饭，各人自顾自，所以工作的分配的问题就完全不会发生。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聪明人，知道有些事可以搭伙，有些事却不能。至于时间和人力的不经济，那算得什么！反正在船上没有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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