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半钟光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来到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时毛泽东和我都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广州的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止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就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工友去后，毛泽东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我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杨开慧在楼上给小的孩子喂奶后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又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未收，士兵们在赶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他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德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那爱唠叨的工友，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我说，他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我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泽东的寓所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戒严的岗哨。但到军事顾问团宿舍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泽东和我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坦然答道：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我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去。我们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泽东叫我留在传达室，独自进里边的会议室。我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象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毛泽东一篇讲完，我就问结果如何？他叹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我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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