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于鲁迅治丧委员会
鲁迅逝世时，我不在上海，回乡看母亲去了。我走时他还很好，不料突然病发，据说十七（或十八）晚上，他还同许广平去看电影，回家后觉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鲁迅死后，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有我在内，但我此时在家乡（乌镇），痔疮发作，接到上海电报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动。从我故乡到上海要乘小火轮到嘉兴，转乘火车，在痔疮出血，不能坐立的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我妻孔德沚，当时在治丧委员会工作，派她专陪孙夫人。鲁迅的西式棺材是孙夫人带了孔德沚从好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的。
编印《鲁迅全集》的纪念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我在香港，曾为出版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洽商，但最后商务印书馆不愿担风险，所以只好由纪念委员会设法出版。但排印时就得先付排印费，由黄定慧女士担保向银行开了个支付户，解决了排印时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当时是《中国译报》（上海出版）的发行人。《译报》专译当时欧、美乃至日本的报刊上有关国际时事及中日战争的报道，也译登苏联报纸有关欧洲战事及中日战局的报道，主持《译报》编辑事务的，有胡愈之等。当时，日军已控制上海，书报检查极严，但因仍同美、苏、英、法保持外交关系，故对于专门译载这些国家报刊文章的《译报》，只好任其出版。《译报》当时是上海唯一的进步报刊，因为要翻译至少是四国文字的材料，也解决了当时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们的生活。
作者附注：这篇文章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根据我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稿整理的，现在要重印，遵照编辑同志的建议，删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词，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动。文章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可参看《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我写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
1979年5月12日
——复谭国棠国棠先生：
尊论我颇赞同。但记事体和感想体的小品在文学中确是一格，如果做得真好，那么，就以此名"家"，亦不为过。这是就一个人而论；若就一个民族的文学而论，自然不能单有小品而无大著。我国新文学方在萌芽，没有大著，乃当然之事，正不必因此悲观也。
《沉沦》中三篇，我曾看过一遍，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据友人富阳某君说如此），故能言之如是真切。第一篇《沉沦》主人翁的性格，描写得很是真，始终如一，期间也约略表示主人翁心理状态的发展：在这点上，我承认作者是成功的；但是作者自叙中所说的灵肉冲突，却描写得失败了。《南迁》中的主人翁即是《沉沦》的主人翁，性格方面看得出来。这两篇结构上有个共通的缺点，就是结尾有些"江湖气"，颇像元二年的新剧动不动把手枪做结束。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起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起性！细心的读者，你们同情我这话么？
记者雁冰答
〔附〕来信记者先生：
近来各杂志各报上发表的创作大都是短篇的，长篇很是寥寥，便是那些短其中，也是描写人生断片的作品少，而记事体式的杂感式的作品多。此等作品，气味甚淡，看惯刺激性极强的红男绿女的小说的中国人，一定觉得干枯无味。况且实际上这些小说本来用意既极浅薄，情节亦颇简单。我真不懂像这戋戋者怎能证明作者确有才华！长篇小说近来发表的像《沉沦》等三篇，亦未见佳；虽然其中加了许多新名词，描写的手法还是脱胎于《红楼》、《水浒》、《金瓶梅》等等几部老“杰作"。《晨报》上连登了四篇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疲乏极了！贵报目下隐然是小说界的木铎，介绍西洋文学一方，差可满意，创作一方却未能见胜。至盼你们注意才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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