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了序言，由我译成中文。
六关于鲁迅的病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这是不公开的，总领事馆在十一月七号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史说，也邀请了鲁迅。届时她自己开小轿车来接我。就这样，当天气时后，我们到了总领事馆。
所谓少数人中，有孙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随便谈谈，吃点东西。就在那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顶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她叫我同鲁迅谈谈，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早已作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天我就对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即与中国隔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鲁迅叫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史沫特莱。以后史沫特莱不再提鲁迅出国的事，而谈鲁迅的健康状态，她认为鲁迅得的是肺病。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转告鲁迅，让这两个专家诊一下。但鲁迅不同意，因为鲁迅一向由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诊断，似乎不信任须藤了，鲁迅觉得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经常有低烧，须藤经常给他注射，但仍有低烧。许广平也曾劝过鲁迅，可否叫这两位医生来诊断一下，但鲁迅坚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回上海，他帮同许广平说服了鲁迅。五月末的一天，冯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莱转请那两位医生。我给史沫特莱打电话，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莱说她马上去找医生，叫我先到鲁迅家等候。我到鲁迅家不久，史沫特莱同D医生也到了。我在楼下接待他们。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医生说那么我们用英语交谈吧。上了二楼，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面前，那时鲁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问大夫病情如何，大夫问答说：“严重。"史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答：“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这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医生又说，鲁迅不光有肺病，还有其他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该医院的设备；病人如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医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莱商量，我们只能把大夫说的住院详细检查的话告诉鲁迅，其他的话只能悄悄的告诉许广平。于是我就这样对鲁迅说了，可是鲁迅不信，他说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鲁迅不同意去住院检查。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不能写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渐渐好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向往苏联"的一章中讲到一九三二年鲁迅到北京，曾准备到苏联。据我了解，一九三二年鲁迅去北京，是准备去苏联的，是去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这个大会在苏联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城召开。当时本来就在苏联的肖三参加了这个会。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也讲到鲁迅到苏联领事馆并看了电影，这不是我讲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节。
鲁迅也曾准备到日本疗养，这是在鲁迅大病之后。许广平也同我谈过，到苏联去路太远不方便，还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国书刊极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护照；第三，语言上方便。我与鲁迅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但鲁迅终于没有去成。当年十月，突然病发逝世，正不出D医生所料，过不了年。
七"文学研究会"和鲁迅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品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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