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扬、夏衍等已提出"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等口号，我和鲁迅也是谈过的。鲁迅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不久《赛金花》就出来了。鲁迅说，原来是这个货色，哈哈大笑。
那时夏衍常找我和郑振铎，我问过他，你们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根据是什么。他说，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救国时报》上有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就是王明）写的文章，其中提到"国防文学"，又说看到"INPREGO"（中文应译为《国际时事通讯》，是第三国际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这口号，即"Literatureofnationaldefence”（中文即"国防文学"）。夏衍这样引证，表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是他们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鲁迅那里去谈别的事，临走时鲁迅谈到口号的问题，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又说他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说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问我意见如何。我说很好，没意见，并劝鲁迅自己写一篇文章，正式提出这个口号来，这样才有力量。因为周扬他们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张鲁迅出面写文章，提出新口号。鲁迅说也可以，但近来身体不大好，慢慢儿来吧。
大约两个星期后，胡风在他们的小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新口号提出来，丝毫不提这口号是鲁迅提的。郑振铎告诉我，我大为惊异，就去找鲁迅。鲁迅说：他昨天才知道。我说：你没有写，为什么胡风写呢？鲁迅说：上次我和你说过之后，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但胡风写了后，也不给鲁迅看，就发表了。我说：胡风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写出文章没有给你看，第二，文章中没有提鲁迅的名字，使读者以为这个新口号就是胡风提的。胡风这个人相当复杂，这篇文章解释新口号也不全面。我仍劝鲁迅写文章，谈这个新口号，纠正胡风的缺点。但后来鲁迅还是没有写，因为那时鲁迅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发低烧。他只用口述，冯雪峰笔录的方式写答托派的信，以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短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也是在这时来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两个口号的问题在此信中有了详尽的阐述。
四鲁迅在景云里情况
一九二七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当时我也住在景云里。还有周建人、叶圣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好多人都住在那里。从我的屋子的凉台上就可以看到鲁迅的家。鲁迅曾来我家看过我一次。当时我家里人曾放空气，说我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告诫我不要出门，因此我没有到过鲁迅寓所。我在这里写了《幻灭》、《追求》、《动摇》。当时我爱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鲁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晓方睡。
五关于贺长征电
鲁迅贺"长征"电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史沫特莱和我们来往密切。史沫特莱是德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后到中国，住上海。她来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佛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史沫特莱交游广阔，其中有孙夫人、新西兰的共产党人路易·艾黎、埃·斯诺。后者我在鲁迅家里遇见过。当时斯诺正请鲁迅选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并由鲁迅写一个小引。斯诺把这本短篇小说集译为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
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去。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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