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为运用历史故事和古代传说（这本是我国文学的老传统），开辟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表现方法。这八篇小说各有其运用史实，借古讽今的特点，但仍有共同之处，即：取舍史实，服从于主题，而新添枝叶，绝非无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乌鸦，固有所讽；《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列士传》，《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至于艺术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补天》诡奇，《奔月》雄浑，《铸剑》悲壮，而《采薇》诙谐。
大致说来，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运用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服从于杂文的政治任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鲁迅称杂文为"匕首"或"投枪"，脱手一掷，能致敌人于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匕首"或"投枪"，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鲁迅杂文的艺术手法，仍然是回黄转绿，掩映多姿。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瞆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我们说鲁迅的杂文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战斗性极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此所谓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性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的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内、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故就鲁迅的杂文而言，片面性和简单化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实际的。
鲁迅的生活经验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这在他的作品（包括杂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象我们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鲁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经验中，认识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且正象他在一九○一年《自题小像》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三十年代，鲁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说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十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正地谋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必将走着象鲁迅那样走过的道路。
除了广泛的生活经验，鲁迅的学问也是极其渊博的，这表现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我在前面提到过，《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而他的全部杂文，则展示了他对于历史（中国和外国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具有这样广博深厚的基础，所以鲁迅的杂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博"与"专"，在鲁迅作品中的辩证的统一，对于我们也是学习的典范。
同志们，朋友们！鲁迅诞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离开我们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纪念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之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一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这样繁重的介绍工作中，鲁迅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风雨如磐暗故园"，那时清王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振兴实业，引进西洋科技知识为名，实际上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又为中国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成长，准备了温床。洋务派又以"中国国粹"的卫道者自居，打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招牌，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顽固地鼓吹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妄图借此锢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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