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316)

2025-10-10 评论

    所以《动摇》内只有一个胡国光;只这一个,我觉得也很够了。
    方罗兰不是全篇的主人公,然而我当时的用意确要将他作为《动摇》中的一个代表。他和他和太太不同。方太太对于目前的太大的变动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才好,她迷惑而彷徨了;她又看出这动乱的新局面内包孕着若干矛盾,因而她又微感幻灭而消沉,她完全没有走进这新局面新时代,她无所谓动摇与否。方罗兰则相反;他和太太同样的认不清这时代的性质,然而他现充着党部里的要人,他不能不对付着过去,于是他的思想行动就显得很动摇了。不但在党务在民众运动上,并且在恋爱上,他也是动摇的。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物的政治态度,不必象屠格涅夫那样要用恋爱来暗示;但描写《动摇》中的代表的方罗兰之无往而不动摇,那么,他和孙舞阳恋爱这一段描写大概不是闲文了。再如果想到《动摇》所写的是“动摇”,而方罗兰是代表,胡国光不过是现象中间一个应有的配角,那么,胡国光之不再见于篇末,大概也是不足为病罢!
    我对于《幻灭》和《动摇》的本意只是如此;我是依这意思做去的,并且还时时注意不要离开了题旨,时时顾到要使其中每一动作都朝着一个方向,都为促成这总目的之有机的结构。如果读者所得的印象而竟全都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就是作者描写的失败了。
    六
    《追求》刚在发表中,还没听得什么意见。但据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说,是太沉闷。他们都是爱我的,他们都希望我有震慑一时的杰作出来,他们不大愿意我有这缠绵幽怨的调子。我感谢他们的厚爱。然而同时我仍旧要固执地说,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苦闷的时期。上面已经说过,《追求》的著作时间是在本年四月至六月,差不多三个月;这并不比《动摇》长,然而费时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搁起来的日子,两个月是十足有的。所以不能进行得快,就因为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人有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
    这也是没有主人公的。书中的人物是四类:王仲昭是一类,张曼青又一类,史循又一类,章秋柳、曹志方等又为一类。他们都不甘昏昏沉沉过去,都要追求一些什么,然而结果都失败;甚至于史循要自杀也是失败了的。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我决计改换一下环境,把我的精神苏醒过来。
    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
    七
    最后,说一说我对于国内文坛的意见,或者不会引起读者的讨厌罢。
    从今年起,烦闷的青年渐多读文艺作品了;文坛上也起了“革命文艺”的呼声。革命文艺当然是一个广泛的名词,于是有更进一步直捷说出明日的新的文艺应该是无产阶级文艺。但什么是无产阶级文艺呢?似乎还不见有极明确的介绍或讨论;因为一则是不便说,二则是难得说。我惭愧得很,不曾仔细阅读国内的一切新的文艺定期刊,只就朋友们的谈话中听来,好象下列的几个观点是提倡革命文艺的朋友们所共通而且说过了的:(1)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闲暇态义,个人主义;(2)集体主义;(3)反抗的精神;(4)技术上有倾向于新写实主义的模样。(虽然尚未见有可说是近于新写实主义的作品)
    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表现于作品上时,却亦不免未能适如所期许。就过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虽然有一部分人欢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摇头。为什么摇头?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么?如果有人一定要拿这句话来闭塞一切自己检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对。但假如还觉得这么办是类乎掩耳盗铃的自欺,那么,虚心的自己批评是必要的。我敢严正的说,许多对于目下的“新作品”摇头的人们,实在是诚意地赞成革命文艺的,他们并没有你们所想象的小资产阶级的惰性或执拗,他们最初对于那些“新作品”是抱有热烈的期望的,然而他们终于摇头,就因为“新作品”终于自己暴露了不能摆脱“标语口号文学”的拘囿。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标语口号文学”——注意,这里所谓“文学”二字是文义的,犹之socialistliterature一语内之literature—-是否有文艺的价值。我们空口议论,不如引一个外国来为例。一九一八年至二二年顷,俄国的未来派制造了大批的“标语口号文学”,他们向苏俄的无产阶级说是为了他们而创造的,然而无产阶级不领这个情,农民是更不客气的不睬他们;反欢迎那在未来派看来是多少有些腐朽气味的倍特尼和皮尔涅克。不但苏俄的群众,莫斯科的领袖们如布哈林,卢那却尔斯基,托洛茨基,也觉得“标语口号文学”已经使人讨厌到不能忍耐了。为什么呢?难道未来派的“标语口号文学”还缺少着革命的热情么?当然不是的。要点是在人家来看文学的时候所希望的,并非仅仅是“革命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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