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还不如不写。
但是想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意志却很坚强。同时我又走回血肉斗争的大都市上海来了，这是一九三○年春天。而病又跟着来了。这次是更厉害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小说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期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许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弃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
所以当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而我也就以这几篇作为一个选集，应了朋友介绍的书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
一九二六，也许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从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泼了小小的波澜。那一天，我是开往广州去的醒狮轮船的搭客，同伴有五个。
离开学校后，我在某书馆充当编辑。我这职业，使我和文学发生了关系。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狮轮船以后，我和文学的“职业的关系”就此割断；在轮船上，我写了一篇《南行日记》，到汕头时寄给上海的朋友，我还预备再写，还预计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可以多写，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
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这洪炉，这旋涡，来了一个“爆发”。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没有职业，可是很忙。那时我的身体比现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后，还不觉得疲倦，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于是我就研究中国神话。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象有“天渊之隔”，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调换心力的一法。
同时我又打算忙里偷闲来试写小说了。这是因为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偏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扑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和她们并肩站着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话，可是只想快些结束；白天呢，不论在路上走，在电车里，或是在等候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为了意念中那小说的结构而烦忙。
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开过了会，打算回家；那时外面大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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