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算这五年工夫的总帐，回头看看，我不免“汗流浃背”了。虽则朋友们对于我的期望是写小说，而我在五年来亦已胡乱写成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这些作品当真有点意思么？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虽则我常常以“深刻”和“独创”自家勉励，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学，可是我很知道进步不多，我离开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是很远呀！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胆大了！
然而我还是继续在写。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老，我的脑神经还没有硬化，我还能够学习。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工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现在总算写了一百万字了，其中有七十万字是长篇小说。
我的创作才能毕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来；但在我自己，却觉得我的创作活动还只不过开了一个头。人家问我：哪几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虽则无论长篇短篇，我从构思到成篇，从来不敢草率，但是过后再看，没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全部当作我努力上进的“里程碑”来看时，那我倒有几句话可说。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长篇小说《幻灭》，接着又写了《动摇》和《追求》，也是长篇。第四次的作品《创造》方是短篇。
这算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尝试。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虽然知道短篇小说的作法和长岂不同，短篇小说应该是横截面的写法，因而同一的题材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短篇；但是那时候的我笨手笨脚，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脱稿时，我觉得比做长篇还要吃力，我不会写短篇小说！
以后我又写了《自杀》等四五个短篇。在题材上和技术上，都和那《创造》同属一类，实在可说是浪费笔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后，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虹》也无力续完，（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的时期作为背景的，但刚刚写到“五卅”运动爆发就因为生病而停顿了）于是我又再试试短篇。这结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呢，却觉得《陀螺》和从前写的短篇有点不同，至少，从前那种“无从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摆脱了一些了。
但在题材方面，这《陀螺》还是和《创造》等篇没有什么两样。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我没有新题材。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时候总没想到应用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在《幻灭》，《动摇》，以及那未完的《虹》里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现，我应该苦心地再处理那些题材。然而写著《陀螺》那时候的我却从没这样打算过。似乎因为自家不满意那几部旧作，就连带地撇开了那些旧题材。另外我还有一种不成理的意见：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这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而我那时的精神不许我写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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