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就牵连了另一问题，即文艺描写的技巧这问题。关于此点，有人在提倡新写实主义。曾在广告上看见《太阳》七月号上有一篇详论《到新写实主义的路》，但未见全文，所以无从知道究属什么主张。我自己有两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艺杂志，不知道新写实主义近来有怎样的发展；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经在《小说月报》上有过一点介绍，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坛消息》，文题名《俄国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气于实际的逼迫；当时俄国承白党内乱之后，纸张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都只有极小的地位，又因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疾变的，不宜于驰缓迂回的调子，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律奏和实际困难的文体，那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简炼起来，省去不必要的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使成为短小精悍，紧张，有刺激性的一种文体，因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电报，所以最初有人戏称为“电报体”，后来就发展成为新写实主义。现在我们已有此类作品的译本，例如塞门诺夫的《饥饿）。虽然是转译，损失原来神韵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新写实主义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要对无阶级说法，所以要简炼些。然而是文艺技巧上的一种新型，却是确定了的。我们现在移植过来，怎样呢？这是个待试验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先来考虑一下的。第一是文字组织问题。照现在的白话文，求简炼是很困难的；求简便入于文言化。这大概是许多人自己经验过来的事。第二是社会活用语的性质这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所要描写的那个社会阶级口头活用的语言是属于繁复拖沓的呢，或是属于简洁的。我觉得小商人说话是习惯于繁复拖沓的。几乎可说是小资产阶级全属如此。所以简炼了的描写是否在使他们了解上发生困难，也还是一个疑问。至于紧张的精神律奏，现在又显然的没有。
最为一般小资产阶级所了解的中国旧有的民间文学，又大都是繁复缓慢的。姑以“说书”为例。你如果到过“书场”，就知道小资产阶级市民所最欢迎的“说书人”是能够把张飞下马——比方的说——描写至一二小时之久的那样繁重细腻的描写。
所以为要使我们的新文艺走到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去，我们的描写技术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写实主义的路”，则尚待多方的试验。
就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文艺的技术似乎至少须先办到几个消极的条件，——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虽然我是这么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却就全犯了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说只有知识分子看看的。
八
已经说得很多，现在来一个短短的结束罢。
我相信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情热。
为要使新文艺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代替了《施公案》、《双珠凤》等，我们的新文艺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条新路；新写实主义也好，新什么也好，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了解不厌倦。
悲观颓丧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运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没有把文坛推进一个新基础那样的巨才，我只能依我自己的信念，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只能把我的意见对大家说出来，等候大家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1928年7月16日，东京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开始做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时并没生病，却也不做小说；那时，我写了些学术的（说来自己觉得惭愧）小本子，例如《中国神话研究》之类；那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专心做小说，不要弄那些“杂著”，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欢东拉西扯的我并不能严守朋友们的规劝，后来我又写过一些神话方面的杂著，甚至于大胆地论述西洋文学的源流变迁等等。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