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争执是把通俗误解为庸俗而来的。通俗并非庸俗。
《水浒》在中国民间是通俗的读物，但何尝庸俗？反之，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庸俗已极，可是一点也不通俗。《文武香球》之类的东西，只有旧式大户人家的书僮和新式公馆的汽车夫喜欢看看，人民大众连书名也不大知道。《吉诃德先生》在欧洲也算是通俗的读物了，但无碍起为杰作。
“通俗”这两个汉字，也许最初就是雅人们恶意的创造，但作诗而力求“妇孺能解”的诗人何尝自居于雅而与人以庸俗？
“通俗”云者，应当是形式则“妇孺能解”，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和新术语“大众化”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自然，“大众化”的意义要广博深湛得多。
对于“质的提高”又往往有些误解。最大的误解是以为“高”者，“高深”之谓也，须得有教养的人方能懂得其中的妙处，而此所谓“高深”又往往兼指文字与思想。由此误解而来的结论，便是质的提高与通俗不能两全了。
但“质的提高”并没有什么奥妙，这只是（一）人物须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蜡制模型，也不是脸谱，（二）写什么得象什么，写农村风光就要是真正农村风光，不要弄成了影片场上假装的农村，（三）字眼用得确当，句子安排得妥贴，意义明白，笔墨简劲。这三点如果都能办到，自然“通俗”，而“质”亦“高”了！
青年的文艺工作者力求上进之心，实在可敬；批评家们一说应当求“质的提高”，青年们就赶快照办，但可惜批评家们没有详细说明，而误解却如影随形，于是“提高”变成为不易懂。
文学不能再停在狭小的圈子里了，“通俗”是必要的，但同时须求“质的提高”，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决不冲突。
如果百年以后，文献不足，只剩得若干断烂朝报，那时的学者来研究我们这时代，将有怎样的感想？
大概不外下列两派罢：尽信书者自然觉得“这一个可敬的时代”，除了少数“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顽不灵，就是蠢如鹿；怀疑论（或疑古）者，也许要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有夸大狂者，有低能儿，有白痴，——自然也有人工的哑子。
这当然是说笑话罢哩，事实上，可征的文献不至于散佚毁灭到那样的地步，百年以后——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学者一定能够正确地为我们这时代画一副真实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们同时代的人，只要见闻有所拘囿，倒会越看越糊涂，结果便会觉得在“尽信书”与怀疑论二者之间是起难自处的了。
对于现实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对于将来也不会失却信心；可是苦闷大概是难免的罢，这苦闷之味倘有成语可资描绘，我以为可用“啼笑皆非”这四个字。
不用多拉扯，我们只谈谈出版现象之一，——文艺书籍的供求情况。
文艺之必须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当前抗战的要求，这在今日是没有人反对的了，至少公开的反对是不大听见了。一方面，摆起俨然的嘴脸，申斥着文艺作家之未能善尽厥职，把社会的人心麻痹的责任归之于文艺作家，这样的论调，也听得过了。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却正式给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励着它们的滋长，而“不合抗战要求”的鞭笞，却常常落在那些绝不会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来一下刺激的作品的头上，——这样的事，实在也见过不少。所谓“写作的自由”，就表现在这样的天气上。
这是“供”“求”情况的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有甚于“缘木求鱼”，简直是“言不顾行”。
然而供求情况尚有其另一方面。这却是直接牵涉到所谓麻痹的人心了。书店老板谓之为“生意经”。书店老板可以给你看确凿的“统计”，他们的“生意眼”是从“铁面无私”的“现实”来的。“色情”的作品有销路；戴抗战之羊头，卖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于推销。包括清谈、扯淡、胡说八道、大言不惭、牛鬼蛇神、风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谓“风字型”的作品，其可销、能销与易销，有时且胜于前二者。独至于板起面孔写来的抗战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顾者大概仅是些满腔热血、傻而穷的青年，而关卡驿站每多留难，则推销亦属不易。老板的结论是：将本求利，他说不上有成见，无奈“社会”是喜欢那种调调儿，他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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