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现实”，但只是“现实”的一面。“社会”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钱而又“精力过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着知识的饥渴，转侧于感情的枯燥，不惜节衣缩食求读好书的人。因而书店老板的“统计”却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要真是好书，即使是百分之百严肃的抗战作品，销路还是有的。
一方面，抗战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面，出版家却也在找抗战作品：这是供求情况的第三方面。换言之，抗战作品在找读者，而读者也在找抗战作品。
有制造叶子牌、麻将牌、乃至春画的人；也有制造锄头、斧头、镰刀、锯子的人，现社会上充满了这些矛盾。因此，如果有所谓“制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会上先有麻痹现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产生后也反过来助长麻痹的），而消除社会上的麻痹现象需要政治上的强心针和清泻剂，文艺作品呢，可比作这针和剂的药引子。如果一方面盼望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文艺，而同时又不许文艺作品带着强心和清泻的药品，这何异南辕而北辙？这一个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作者，也在苦恼着态度严肃的读者。
我们相信，现在有绝对多数（比起那些有钱有闲以消遣及官能刺激为目的之读者的总数来还是绝对多数的）态度严肃的读者，在渴求确能表现抗战现实的作品。他们是文艺书籍读者的绝对多数。这绝对多数的意义，并不表现他们的购买力，也就是并不从书店老板的帐簿上表现出来；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里就转辗传观以至于字迹磨灭，这表现在一本好书到了他们手里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讨论，非把它从里翻转向外是不过瘾的。
这样的好书必须具备下列诸条件：第一，它不能不讲到大多数人所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第二，它不能不揭露大多数人最痛心疾首的现象；第三，它不能只在问题的边缘绕圈子，它必须直捣问题的核心；第四，它必须在现实的复杂错综中间指出必然的历史的动向。至于文字技巧倒是第二义的。
这样条件的一部书，作者和读者心目中存之亦既多年；时代准备着这样的书何止十部二十部，时势培育出堪当这样责任的作者亦何止三个五个；然而至今，产生这样书的政治的条件尚未获得，反显得这时代的作家们未能善尽厥职。
三年半以前，检讨过“初期”抗战文艺的成绩，一般的意见认为“初期”作品热情蓬勃而认识不够深刻，题材范围尚嫌单调狭隘，未能多方面展开，作品形式则短小精悍有余而规模气魄都觉不够，这意见是对的。现在过了三年半了，我们回顾这三年又半的时期内，文坛的动向和作品的成就，比起“初期”来，又复如何？长篇巨著之出现，题材范围之由其重于前方而转到后方，乃至于采取历史的题材，这些都是近三年的特点。认识是较为深刻了，感情是较为沉着了，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但读者觉得还不够味，作者自己也何尝不觉得乏？下笔之时，左顾右盼，生怕被人捉住了那种小偷儿的心情（引用老舍先生语，原文忘了，意义如此，相信没有弄错，）哪一个作家不曾经验过？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早就料到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被许可反映到他作品中的现实不过是读者所耳闻目击者百分之一二，至于在现实的总体中恐怕至多千分之一二；而这百分之一二或千分之一二尚受抽筋拔骨之厄，作者几乎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的产品。旧时乡下佬捱了板子，还得称老爷圣明；作家们光吃了几下板子，还算是万幸。厨子做菜，如果材料受了限制，即使手段高明，也不会做出叫人满意的好菜。现在的作家和这样不幸的厨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近年来，材料受了限制的厨子们也只好在剁切上多用功夫了。技巧问题曾被注意研究，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作品光有思想而无技巧，当然不行。然而提高技巧只在下列的条件下方为进步的合理的：新的思想内容已经产生了新的形式，为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的完善，于是要求技巧的提高。贫血的女人不能乞灵于脂粉。贫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譬如果想从技巧方面取得补救，一定也是徒劳的。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就不免只是涂抹脂粉的骷髅。当然我们近年来的提高技巧的要求在主观上不是不要思想内容；我们的提高技巧不同于世纪末的欧洲文坛。我们仿佛是一支军队在进攻不可能的时期姑且磨洗武器、操演阵法，所以本意决不是想以技巧掩饰内容的疲乏。在这意义上，提高技巧即使成为风气，也不一定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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