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家，其实并没有余屋呀！"
到了马路上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朋友说。
但是马路旁电灯柱上和里门口，有的是数不清的"余屋分租"告白。我们又接连看了几家，那并不是真"余"的现象是到处一样。我觉得头痛了。而我的朋友仍旧耐心地陪了我一家一家看过去。他说：
“上海人口据说是有三百万啦，除了极少数人住高大洋房，那是真真有余屋，而且余得太多，可是决不分租，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上海人还不是这样装沙田鱼似的装起来么？这是因为房租太贵，而一般上海人就顶不讲究这一个住字。还有，你没看见闸北的平民窟呢！"
我的朋友是老上海，他的议论，我只好接受。并且我想：在现社会制度下，世界的大都市居民关于住这方面，大概都跟上海人同一境地。
最后，我"看"定了一家了。那是在一条新旧交替的马路旁的一个什么里内。这一簇房屋的年龄恐怕至少有二十多岁。左右全是簇新的三层楼新式住宅，有"卫生设备"，房租是以"两"计的。可是这些新房子总有大半空着，而这卑谦的龌龊的旧里却像装沙田鱼的罐头。上海的畸形的"住宅荒"，在这里也就表现得非常显明。
这些老式房子全是单幢的，上海人所谓"一楼一底"。然而据说每幢房子里至少住三家，分占了客堂，客堂楼和灶披楼。多的是五家，那就是客堂背后以及客堂楼背后那么只够一只床位的地方，也成立了小家庭，我住的一幢里，布置得更奇：二房东自己住了统客堂，楼上是一家住了统客堂楼，又一家则高高在上，住了晒台改造成的三层楼，我住的是灶披楼，底下的灶披也住了一家。
同是沙田鱼那样紧装着，然而我的这位二房东以及邻居们在经济地位上就比我第一次"看"的那份人家要低得多又多呢！但是对于我，这里的灶披楼并不比那边的后厢房差些，租钱却比那边便宜。
二房东是电车公司里的查票员，四十多岁的矮胖子。他在住的问题上虽然很精明，然而穿吃玩都讲究。他那包含一切的统客堂里，常常挤着许多朋友，在那里打牌，哄饮。
然而他对于"住"一问题，也发表过意见；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二天早上：
“朋友！这么大一个灶披楼租你十块钱，天理良心，我并没多要你的！有些人家靠做二房东吃饭的，顶少也要你十四块。我这房子是搬进来顶费大了，嘿，他妈的，四百块！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点补贴对不对？"
“哦，哦，好大的顶费！有多少装修呢？”
“有个屁的装修，就只那晒台上的假三层，按月拿八块钱连电灯的房租。我是借了红头阿三①的皮球钱②来顶这房子的，我有什么好处？"
①红头阿三旧时对上海公共租界印籍巡捕的鄙称。
②皮球钱一种利上加利的高利贷。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顶下来呢？我替他大略一算，他借了高利贷花那么大本钱做二房东似乎当真没有多大好处。
“一个人总得住房子呀！我本来住在那边××里，"他随便的举手向西指了一指，“自己住客堂楼，灶披楼，租出了底下，灶披公用，那不是比这里写意得多？可是大房东要拆造了，翻造新式房子，就是那边高高的三层楼，我只好搬走。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租钱就要涨上一倍。我住不起，只好顶了这幢来，自家也马马虎虎挤紧些。"
我相信二房东这番话有一部分的真理。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则人们愈加挤得紧些。那天我和朋友"看"房子的时候，也因好奇心的驱使，敲过几家新式房子的大门。这些住了三层楼"卫生设备"的人家竟有把浴间改造成住人的房间来"分租"的。我当时觉得很诧异，以为既然不要浴间，何必住新式房子。可是我的朋友也说是房钱太贵了，人们负担不起，而又找不到比较便宜的旧式房子，就只好"分租"出去，甚至于算盘打倒浴室上头。
由此可知我的这位二房东查票员毅然借了高利贷顶下这房子来，也是再三筹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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