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明不能再想下去了，他的心头变得异常沉重。
“呀！在这里！”
有人这样大声喊着跑来了。
陈克明吃惊地回头一看。来的是那个伺候他的勤务兵，后面又有一人，军装穿的整整齐齐，却光着头，是王参议。陈克明转身迎上去，手里紧紧地捏着那本练习簿。
王参议面色慌张，只说了句“找得你好苦”，拉住了陈克明就走。
转过了那小池塘，陈克明看见村子里的情形完全变了，小河两岸都是兵，身上插着伪装的树枝，三五架炮车隆隆地滚过。树下躺着些伤兵，新缠的绷带又已浸透了血，红的可怕。
王参议匆匆忙忙告诉陈克明：情况发生了变化，拂晓时我军已经转移阵地，张将军命令他赶快把陈克明送回上海，迟了路上怕有危险。
停在那里的大卡车这时已经装了东西也装了人。王参议请陈克明坐在司机旁边，又郑重地代表张将军对陈克明致意：“他说，事情太不凑巧，没有机会多多领教。你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打算办个刊物，请你主持。详细的办法，改天我回上海再跟你说罢！”
“哦？办刊物？”陈克明莫名其妙，“那么，《团结》周刊的事情呢？”
这当儿，卡车的马达已在卜卜地叫了，王参议退后一步，挥着手，好像想起来了似的叫道：
“呀，呀，这个，还不是一样的么？反正你有了用武之地。
再见，克明，回头在上海再谈罢！”
卡车开动了，转瞬之间，王参议和那村子都落在后边了。十多分钟后，卡车在公路上了，这是一条满目疮疤的煤屑路，卡车颠的厉害，陈克明的思潮却更起落不定。现在他没有幻想，可是，待他解决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起来了。
半小时以后，卡车停在一所又像厂房又像营房的大建筑的门前，有人下车，但也有更多的人冲锋似的抢着要上车。一个穿军服的青年在司机室窗口张望了一下，突然叫道：
“呵，这不是陈先生么？”
陈克明一怔，不认识这青年是谁。
“您忘记了么？在严洁修家里见过您的！”那青年一边说，一边就从司机室旁边攀上车厢，“我是赵克久，和严洁修是同学。”
最后的两句，陈克明始终没有听清，因为卡车又走了。这时候，敌机的吼声也在天空震响，不过它的目标不在公路，一会儿，就一无所闻。
赵克久一时冲动从家乡到了上海，一时冲动又在那个钱科长的指挥之下鬼混了许多日子，但现在又想摆脱那种“卖狗皮膏药”的生活，却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反复迟疑盘算的结果。
刚穿上那套不大称身的军服的时候，赵克久确乎很得意；同事们的军服都有领章，最起码的是准尉，例如小陆，赵克久却没有，他在钱科长手下好比是临时抓来顶缺的一个伕子，可是他那时正在兴头上，这一些小节他都不拘。前两次他请假到上海拜访严洁修和罗求知，便有点在“同学少年”跟前卖弄他这番“际遇”的意思。
不过今天他好不容易又请准了一天假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他的心情就没有从前那样开朗。然而他还是满抱着希望的，他无论如何想不出理由来证明他不应该找这两位“老朋友”，当然他也决不怀疑他这两位“老朋友”会拒绝他的要求。
现在他挤在卡车的一角，耐心地等待这“三期肺病的家伙”拖他到目的地。同车的十来人，都不是和他同一单位的，都不认识，而且也不是和他同一出身界观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社，同一教养的，说话很难投契，因此他只能用瞑想来排遣那并不怎样长的时间。
他想着家，想着父母、嫂嫂、妹妹、小侄儿女，甚至想到了家里那条“阿花”。
他又想到家乡的一些人，谢吉生，“油煎猢狲”，王保长等等。于是就又想到了他离开家的前夕那个闹哄哄的“欢迎慰劳会”。这一个盛会引出了他最近几十天的啼笑皆非的生活。没有这一个会，他不会和钱科长混熟，也就没有可能附搭他们的专车来上海，自然更不会穿上这套制服，以雇员资格一个月拿八块钱津贴。八块钱，他自然不放在眼里。快两个月的工夫，他自己赔贴上的数目，总有四五个八块；这是他常常自己表白非为混一口饭而是为了爱国的真凭实据。然而回答他这赤忱的，却是白眼，甚至冷嘲热骂。那就无怪他现在灰了心，决定不再“混下去”，开始要作自己的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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