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当联络员，你呢？”
“我也当联络员。”
“你准备住哪儿去？”
“报到了再说吧！你呢？”
“我还没有定。”
旁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又见他们都是穿的便衣，以为是群众组织派驻北京的联络员，因为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大一些的群众组织都派有自己的联络员长期留驻北京，此类事情已司空见惯。下车以后，两人分手了。邬中深怕范子愚跟着他走，范子愚也正好不愿意跟邬中在一起，两人各自怀着鬼胎，很自然地各奔东西而去。
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才跳上公共汽车到空军司令部去。下车以后，他打开旅行包，把军装拿出来穿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空军司令部大门，来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他对电话里说：
“……叫什么名字？……范子愚？……哦！草头底下一个汜滥的汜，儿子的子，愚蠢的愚，知道了，我记一下。”
“什么什么？是我的电话？”范子愚伸过手去。
“你是谁？”值班员愕然发问。
“我就是范子愚。”
“你？……”值班员立刻把电话筒放掉。
“放掉干什么？是我的电话吗？”
“不是！”值班员走向他说，“范子愚同志，你是刚从南隅来的吧？”
“是啊。”
“请你过三个小时以后到这里来一下，领今晚十二点半的火车票，回南隅。”
“谁说的？”
“首长指示。”
“我要见首长。”
“不行，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我有重要材料要交给首长。”
“材料请留在这里。”
“不能，我要亲手交给首长。”
“已经说了，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范子愚在接待室磨了整整两个小时，值班员干脆不理他了，无论他说什么，只装没有听见。最后他只得决定离开，想找个地方先住下再说。这时，值班员又不让他走了，说车票很快就会到。范子愚不理睬，悻悻地走了。
他来到一个空军招待所，门卫把他挡住：
“身分证。”
范子愚摸了半天，竟忘记带身分证了，连忙声明说：“我有介绍信。”
“请拿来看看。”
范子愚将一张用信笺写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一看，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公章，笑了，退回给他说：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上头规定的，不行。”
“这是什么规定？”
正当他与哨兵争论得将要发火时，传达室走出来一名战士，向他提出说：
“请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看吧！”范子愚顺手塞给他。
那战士很快地看了一眼，还给他说：
“范子愚同志，请你立刻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领火车票。”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住。”
“这里不能住。”
“为什么不能住？”
“没有床位了。”
“我进去看看。”
“不行。”
费了很多口舌也吵架了，把造反精神全拿出来了，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只得又从这里离开。
在另一个招待所门口，哨兵也要看他的身分证，他仍是将介绍信交出来，可答的更加干脆：“快去领火车票，不然来不及了。”他又吵了一阵，又是同样的结果。
这一夜，他把所有的空军招待所都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回答，更可恼的是，每当他悻悻地走开时，后面的人还要指着他的背议论半天。
后来，他想到了赵大明的家，能不能到他家里暂时住上一晚呢？过去听赵大明说过，他的家就在前门附近，但忘了是什么胡同多少号，也不记得赵大明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走的时候又没有注意把这些打听清楚。前门附近有多大的范围？盲目去打听一个姓赵的，那不等于是海底捞针吗？这个不行，还得去想别的办法。
“找旅馆去吧！”他想。于是，又凭着那张造反组织的介绍信去找旅馆。时间已是下半夜了，旅馆一般都住满了人；有的把门关死了，连个值班的也没有；有的倒是有床位，但认为他的介绍信不行；有的劝说他找空军招待所去；有的把他指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招待所；有的干脆说：“你还是到车站呆一会儿，买张车票回去吧！现在北京人多，挤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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