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的恐怖便变成了焦躁，她会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亲来：“要是妈在这里，就好了。什么都有她去办！”从母亲，她也会想到娘家其他的“亲人”，于是一位堂房侄儿，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武昌一个教会学校，平日简直不往来的，也被她想了起来。
可是大门响了，陶祖泰慢吞吞踱进来了，绝对不是血淋淋，连衣服也没湿，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经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点多钟，这些“恐怖”和“焦躁”依旧要来一遍，然而来势似乎弱些了；因为多过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热闹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来。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这一对夫妇心理上的分水岭。
陶太太从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对丈夫说。一则，她不是会“抒情”的女性，二则，少说话是她的天性，何况因此会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说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说教”便不会用家常闲谈来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时时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绝对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绝对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过夜饭，睡觉以前，是陶祖泰聚精会神运用眼力的时间。不知他根据哪一派的心理学说，他认为一个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这一个时间内流露出来。然而陶太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决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见丈夫不开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静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学样买来的一套睡衣试穿了重复脱下折起来（她似乎舍不得穿掉），都做过了，坐下来，她便连连打呵欠。
在她动动这，弄弄那的时候，陶祖泰的眼光总是跟住她的。有时两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给“发见”了似的，会发出脆声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这一笑，会打开了陶祖泰的“话匣子”，滔滔不断地“演说”起来，——她最怕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听陶祖泰的“演说”时，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顺地听着。可是不到五分钟，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摇着她的肩胛，硬不让她打瞌睡，硬要问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了什么？”
“啊哟！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说。“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说了就睡觉。”陶祖泰异常固执，像六年前逼着夫人读那部《复活》。
“那——么，”陶太太曼声说着，头一低，又像要打瞌睡了，然而猛然扬起脸来，她又接下去，“说得对不对，你明天再批评罢：人活在世界上，有得吃时吃一点，有得穿时穿一点，疲倦了睡觉，困了玩玩，犯不着多用心，管东管西。”
“这样说来，你没有欲望，——没有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没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做么？”
陶祖泰郑重地问道，不转眼的看着夫人的脸。
夫人似乎也颇郑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摇着头，但又噗嗤地一笑说：
“那要看是什么时候呀！譬如打牌的时候，我要和，要赢钱！此刻，我只要睡觉！”
“哦——”陶祖泰倒弄得无话可说了。
陶太太“一定要怎样”时，确是“要看是什么时候”的。
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样”起来。
那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远房侄儿来了，说是学校放暑假，三两天后他回上海；这话从陶太太的东耳朵管进去，马上走西耳朵管出来了。
侄儿还没走，不料又来一个客，是朱先生。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过江来，极早也得六点半，所以总是先到黄家。三四个月来，朱先生来陶家“拜访”，这还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见有客，似乎有点扫兴，但寒暄几句以后，他又兴高采烈地说道：
“巧极了，陶太太，令侄也在，黄太太想来也没出门，刚刚四个人，去打几圈。”
“我不会。”侄儿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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