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58)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58)眼看看，又翻开牛(58)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58)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58)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58)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躬，说：“孙主任，您有啥吩咐？”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孙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58)抬到屠宰组去，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麻叔急了。抢到牛(58)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58)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58)是阉死的！”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58)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急性病毒……”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58)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公社的牛(58)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
我们的牛(58)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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