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的确确，若在中产阶级某人的无忧无虑，心旷神逸的“闹适活法”和一个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奋斗不止，一心攀升为中产阶级乃到资产者的“野心活法”之间，谁都很难分析出一个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区别。又比如在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难说是林语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国之标准的文人的“活法”，还是鲁迅的“时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鲁迅曾斥“士大夫”式旧中国文人的“括法”，是一种“因有资格有资本有闭，而专以将闲话作成闹来无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语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评说过鲁迅——“于其说是战士，莫如谓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标，投石向犬，即中亦快。”
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总体的文化心态，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浑噩世相“倒挂”。并且就目前看来，似乎惟恐挂不上，似乎惟恐挂得不紧。于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圆通、变得圆滑，进而变得狡猾狡诈，变得“厚黑”起来的书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领文化园林。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是温柔拥静的女性。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既分，则心有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正义，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
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与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倍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不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匣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
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同时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
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作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作一支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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