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什么人物嘛？配去讲吗？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
《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
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拾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胶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虽闭门索居，我仍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优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碟蹬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天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元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人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越来越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挥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
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首于务农。
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肠，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人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的现实，当会好点儿。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犭巛鼠)狗现象”。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为基础的，社会的安定以民众的安定为基础。
民众的安定以民众的心理安定和情绪安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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