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是不必要的。就目前来看，足以预断，中国的旋转亡不了国。中国文坛的旋转也亡不了中国的文坛。非但亡不了，兴盛即在其中。
友善和厚爱抵消了他们自身的深刻性。
一个人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或她生活所熟悉的那一座城市，并且以为就是在谈论他或她的国家了。自然由衷得可爱，但是未免浅薄。
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
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仍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外国人曾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仅仅四个人，而你们中国十亿之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以竟会被专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国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某种可悲可叹可憎可恶的方面。所以十亿之众的大多数其实都如美国“圣殿教”的教徒。所以张志新，我们复旦大学当时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学生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人，也许不太知道，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归根结底，那是从前的时髦。和以后的，和现在的许多时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旦人人都颇似哲学家，哲学本身就尴尬了。
多少掌握点儿哲学，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技巧也罢，才情也罢，在我看来，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真。没这个“真”字，作家笔下的一切文学便没了魂。没魂的文学，也便谈不上朝什么境界提高。“为赋新词偏说愁”，该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过去际遇的看法。
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这个人对于他无利的人取什么态度。
只要我们自己不俗，则人与人的交往便不至于被俗所染。
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玩电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话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不会去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创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并不那么丰富，那里面空旷得很。我想，知识丰富，生活积累丰富的作家，其内心世界也必然丰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包容着丰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借此才可以产生丰富的艺术想象。内心世界宏大而丰富的作家，是决不可能“背对生活”的。我觉得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在十二世纪以后，它几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纪，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高尔基之后或与高尔基同时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马雅柯夫斯基等，同样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更不要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啊！
存在心里的，是不会丢掉的。
写作之于我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有时亦更是为了通过写作，唤起记忆，重温我所经历的事，审悉我所熟识的人，从心灵中摈除某些事和某些人，或者在心灵中重新确定珍藏它们和他们的位置。这样，会因为自己能够从心灵中摈除什么而愉悦，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信任自己。甚至，喜欢自己。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
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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