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感到别扭。
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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