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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