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
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
传统心理正在瓦解。
历史影响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人“养麦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后”的良好作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现代遗撼。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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