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伯满不在乎地说:“我唱了,还教了,谁想把我咋样?”
“在坡底村,只要我是支书,谁也不敢把你咋样,更没谁想把你咋样。”
“那不得了?我又没到别村唱去,更没到县里唱去。”
“那倒是。可你唱那些,它不是听着不那么进步嘛!”
王大伯冷冷一笑,反问道:“你听我唱过一句荤的吗?”
支书摇摇头:“没有。”
“那我唱过反动的?”
“更没有!”
王大伯往桌上一敲烟袋锅:“那不得了?我唱的,都是咱陕北人祖祖辈辈传唱下来的。我教晚辈们唱的,也是那些。不教,早晚还不失传?不就是唱了几句哥啦、妹啦,爱了情了的吗?咱俩还不是打小听着唱着活过来的吗?不是当年也暗暗地入了共产党了吗?打起日本鬼子来不也不含糊吗?日子过得这么不容易,不唱唱不把人憋闷死了?日头一落山,咱这坡底村还有点子生气吗……”
支书看他越说越激动,便赶紧打断他:“打住打住,你再说下去,我听的人犯错误了。老哥同志,我不是不许你唱,我是希望你,往后多唱那革命的,应时的……”
“怎么唱是革命的?怎么唱又是应时的?”
支书愣了愣,干咳两声道:“要唱,唱这样的——阶级那个斗争是个呀是纲,纲一举来哎嗨目呀么目呀么呀么呀么张来!……”
王大伯也打断他:“你也给我打住!想当年,我介绍你入党,为的是今天听你教导我?方圆百里,我是二十几年的歌王,用得着你教我怎么唱信天游?嗯?”
支书有些为难:“我也是不得不劝你……”
王大伯用烟锅指点支书:“你呀你呀,你变了!你哪还像当年的你?树上掉下个软柿子都怕砸破你的头!这两年,你不好好带领乡亲们搞生产,整天价跟着搞运动!坡底村有阶级敌人?”
支书摇头。
王大伯生气地说:“没有你运的什么动嘛!鬼迷心窍?打从‘解放’前,坡底村就连个富农都没有,谁家不是早年逃荒的穷人在此落脚扎根?靠运动,你要是能运动出个把富农的,我倒也佩服你!”
支书给自己辩解道:“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搞运动,就是防止出那些人!再说我也不是只带头搞运动啊!我不是也带领咱村的青壮年去山西那边下过矿吗?”
“你那是在人家赵曙光那娃三番五次的说服下才去了的!可你才去了十来天,就把人家曙光一个北京娃调去接替你!万一人家娃在矿上出了事……”
支书满腹委屈:“老哥,我可不是怕自己摊上矿难!天地良心,我是想要锻炼他,培养他!老哥我也六十出头的人了呀!得有个党员接我的班呀,要不咱坡底村咋办啊!”
老哥俩突然没了话,各自沉默着吧嗒烟嘴。正在这时,赵曙光进入:“支书,是您找我吗?王大伯也在啊。”
支书招呼赵曙光脱鞋上炕,问他:“曙光啊,咱村那二十几号人,在矿上表现得怎么样啊?”
赵曙光认真地说:“支书,王大伯,你们就放心吧。大家很团结,也很遵守矿上的纪律。对一半工资归个人、一半归集体,也都挺想得开,没什么意见。大家都了解咱村底子太薄,没有公基金就改变不了面貌,都愿意为积累公基金做出自己一份贡献。我认为咱们坡底村人,集体主义觉悟很高。”
“那,你走了,谁团结他们呢?”
“我临走,和大家开了一个会。谁负责定期写信,和村里通报情况;谁负责平时常提醒大家注意生产安全;对矿上有什么意见,谁代表大家反映;和当地的矿工发生了摩擦,谁出面化解,都做了分工。我说,咱们来到矿上的,那都是坡底村的精锐子弟,坡底村本就穷,经不起再败坏名声,大家都赞同我的话。”
支书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幸亏山西那边缺矿工,要不咱们的小伙子大男人们,上哪儿去挣点儿现钱呢?曙光啊,我听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党员了?”
赵曙光点头:“预备党员。”
“那,你怎么没把组织关系转过来呢?”
“他们认为我不配入党,宣布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
“谁们?”
“学校里夺权掌权的造反派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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