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叫了一部TAXI，我和佟槿栖上了车，车子掉头，掠过那间小店，天色微暮，招贴四周亮起了细微暗淡的灯光，照着那个淳字。
“多好的名字。”我忍不住慨叹。
“她就叫做淳。”佟槿栖平淡地说。
“姓什么？”我问。
“没有中国姓，她的父亲是印尼人，淳是我赶着给她起的，”隔一会，他补充，“为防止她自作主张，起名叫张美丽什么的。”他看我一眼，我笑起来，我们同时静默下来。
“去哪里？”佟槿栖不吭声，我不能不问。我怕他卖了我。呵呵。
“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奇怪地看看我，“老莫请客，我朋友。”
“我以为，”我微微一笑，斜斜瞟他一眼，嗓音放低一点，“你不过是找个借口溜出来。”我知道我的语气很不对，眼神也太轻佻，但他早已经把我当作可以调情的女人，我身不由己的，竟朝着他诱导的方向滑过去。女人呵，就是这点贱。
“我从来不找什么借口。”他笑了笑，不看我。
“朋友请客，不带太太吗？”我问。
“她不喜欢应酬，当然了，也说不定——”佟槿栖笑着注视我，“她约了男朋友见面。”
第三章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遥远的北方
它是小麦、大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1
周四晚上我依约去见汤姆森夫人，替她补习英文。这节目持续已有一年之久，是葱郁替我介绍的，每个钟点的薪酬是50块大洋，一次两个钟点，一个月四百块钱的收入足以让我维持大学校园里的中产阶级生活。
汤夫人住在繁华地段的电梯公寓里，第21层，屋子很大很考究，浅色家私搭配得很舒服。我按门铃，她几乎立即就开了门。汤夫人个子很高，家常穿着一条阔脚麻布裤，一件松松的羊毛衣，毛衣上面绣满了浅蓝深蓝的花。她的长头发梳成一条辫子，辫子又挽成圆髻，插一支晶莹的玉簪，不很绿，却是有点年月的好货了。着年月戴玉手镯的女人多得是，玉簪却少见。她的鞋子也是蓝色，软底缎鞋。我猜那外国佬就是被这古中国的幽静所迷惑住了。
女佣送上自制的点心，是整块的巧克力香草蛋糕，烘焙得恰恰好。汤夫人亲手切开，与我分享。每次上课前，我们总要吃些甜点，汤夫人说那是为了稳定情绪，集中注意力。
是了，汤夫人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没什么文化，从前是葱郁所在那间的普通文员，负责把过期的文件一叠一叠放入碎纸机，或是帮老板冲一杯咖啡。在一次接待活动中，她认识了做皮草生意的美国人汤姆森，摇身一变，成为汤夫人。然而去美国的路程距离汤夫人格外漫长，汤先生所承诺的甩掉原配黄脸婆的期限也一拖再拖。
汤夫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兑现汤先生开给她的一张一张的支票，满怀憧憬地坐在租来的华宅里，等候一场幻想中的盛大婚礼。
汤姆森先生我是见过的，去年冬天他出差路过，汤夫人英文程度有限，出门叫上我做翻译。我暗暗纳罕，不晓得他们在床第间如何交流。我们到粤菜馆吃鸡蛋蒸鱼肠，到河滩边吃露天烧烤。汤夫人快乐得不成话，一直在笑。
汤先生相貌是不错的，替她挽着银狐大衣，看着她的脸像着了迷似的。出了餐馆的门他为她批上大衣，大衣连着帽子，银狐的毛围着她扁扁秀气的脸。
汤夫人告诉我，有一天下雨，她穿着昂贵的大衣，叫一部街车，在倾盆大雨里兜转了两个多钟头，只为买到一束暖房里的姜花。他们翻阅相片，汤先生见到黄色的姜花，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随意说出来，她就真去了。多么傻的女人。但他们在一起也还是有三年了。
近段时期我教她看英文菜单，她没什么机会吃到西餐，汤先生总是对街巷里的地域小吃充满兴趣。我逐一教汤夫人记住每道菜的英文名以及特征。她用一册巴掌大小的笔记薄认认真真记下来，末了请我看看是否准确。
头盘叫Appetizer，是正餐前的开胃菜，通常是冷拼或沙拉，但也可能是别的美味。比如意式开胃菜Antipasto，是用烤炙和腌泡过的肉、蔬菜或奶酪做的拼盘，搭配一种上面加有西红柿、蒜的吐司Brushchetta一起食用。还有法国大蜗牛Escargo，一般是用蒜和黄油做佐料。西班牙式开胃菜Tapas也不错，这是一种小块儿的可以任意搭配的开胃小吃，有的餐馆Tapas可能是什锦西班牙口味的奶酪和牙签串起的肉块，另外的餐馆也可能是配了烧烤沙丁鱼和辣酱的四方形吐司。东方人会比较适应日本豆面酱汤Misosoup，是以熏金枪鱼干和发酵过的黄豆加上紫菜和大块豆腐做成的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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