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们结婚。"他果然有了好胃口，一气吃光盘中的点心。出卖了我是没关系的，至少我对得住这些美味的核桃面包。我一边喝茶，一边胡思乱想。我不会是一名良家妇女，那是必然的，也许将来会变作包法利夫人，嫁了个窝囊的、胸无大志的、一团鼻涕似的软塌塌爱着她的男人，不得不镇日偷情，无人的午后在家中等候情夫，像雕塑家那样精细地修剪指甲，戴上手镯、项链、戒指，在两只大蓝玻璃花瓶里插满玫瑰，就象妓女接待恩客一般。包法利夫人的婚姻悲情不断地在各类书籍中借尸还魂。我喜欢福楼拜，因为他多少有点幽默感。人的语言就像破铜烂铁，我们敲打出音调来，想感动星星，却只能使狗熊起舞。你看，他说得多棒。
我怔怔地微笑起来，林梧榆伸出手来，握住我。他的唇角糊着深褐色的茶叶。蓦然间，我想起维嘉的胡说八道。
维嘉说，婚姻大事，如同儿戏。
本报漏掉一条重要新闻，是关于两部油罐车相撞，附近的子弟兵英勇除爆的事情，各媒体均有体现，惟独本报缺席，帐算在头儿身上，部门的老编小记们属于连坐，以最惨痛的方式作为惩罚：扣晌银。头儿200个铜板，其他人50。不重。但头儿心情不好。
晚上头儿赖着不回家，我领这受伤的小孩去喝酒。当然不去咱们的水粉画华尔兹，他老婆在。事业受挫的男人最不愿见的人是自己的老婆。这是真理。看官，你得掏出笔来记下。
我选了濒临府南河的酒吧，很古朴，我知道那里有上好的花雕。我们散淡地喝了些，同仇敌忾地把咱的衣食父母——本报老总海骂一通。臭骂过后头儿痛快起来，你瞧，男人实在是很幼稚的动物。花雕的劲道浮上来，头儿两眼乱晃地回忆起写诗时的光辉岁月。
"2001，成都，秋夜，冰冷的雨，被温过的花雕像被爱过的女人，"头儿斜着眼睛吟咏，"真他妈的棒。"头儿无限惆怅，他说他已经有整整三年写不出任何一行哪怕是狗日的打油诗。很简单，他丧失了造诗的能力。
"你知道，那就像阳痿。"头儿向我举举杯，一口干下。说实话，我很同情他，虽然置身于一张充满各色言说的报纸，但他既不是冲锋陷阵的撰写人，又不够格全面地发号施令，不过夹在饼干中间，阴阳人似的。头儿是硕果仅存的典型浪漫派诗人，对属下仁义得很，老总因此而不太信任他，视他为汉奸。有一度老总频频召见我，意欲培养我横空出世，夺嫡而代之，头儿的位置岌岌可危。幸好我对管理者的身份欠缺激情，跟义气问题无关，真的，女人从来没有上演桃园三结义的历史义务，我们有权利赖皮、耍奸，并由男人手中抢走自己所属意的物事。
头儿醉倒，先是手舞足蹈，继而伊伊呜呜地哭，跟着竟叽里咕噜说起自己初恋时的女友。那是他抛掷在家乡的一段记忆，据他说是自己甩了她，辜负了她，背叛了她。她是个好脾气的姑娘——简直就是小芳的那个版本了，我几乎怂恿头儿，叫他唱出来唱出来。
她家有一块番茄地，番茄熟的时候，她每天摘一只大个的，用白糖拌好，都给我吃了……
我娘眼不好，我们家的冬衣都靠她缝制，冬天用新棉絮替我褥的棉袄，那个暖和啊，胜过全世界最贵的凯丝米羊毛……
她送了我一绺头发，我保存了七八年，结婚时，狠狠心，一把火烧了它……
她生了三个孩子，有一个是白内障，去年带来治病，我没敢见她，托人捎了500块钱……
我倒是没想到，头儿念念不忘的初情如此乡土，而且寒碜。他这样子显然无法回家见老婆。我很费力地送他去了酒店，付费开了房间，嘱托服务生照料他，而后拔足走人。醉了酒他会感觉舒服一些，男人都这样，不能明目张胆地逃避什么，躲到酒里去总是可以的吧。
一个搞戏剧研究的外地朋友打电话给我，想把浙江的一套民间戏班子引荐到成都演出。这事儿我挺有兴趣，我是个古板人，视国粹为熊猫，告诉你，我听得懂十来处的地方戏，还能唱上几段，这一点，在我的交游圈里曾经传为美谈。
我找头儿帮忙，他跟本地一间演出公司的老板是两小无猜的哥们儿。我又去老总那里谈了谈，他是戏迷，愿意拉扯上本报的幌子。事情很快定下来，由演出公司与本报以及几家冤大头单位承头主办。票子不好卖，那是必然的。我活络活络心思，以权谋私，涎着脸拜托几所相熟的艺术院校，由他们解决了一部分普通票，卖不动的贵宾票最后大量赠送了各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本报全体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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