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原本我是不知道的，结婚其实就像买一棵大白菜那样简单。我所做的仅仅是开了一张未婚证明，我们预备在芙蓉办理合法的婚姻营运证，起先想象的耸人听闻的繁琐程序统统减免掉了，林梧榆在当地毕竟是有头面的。他甚至找相熟的医生出具了合格的婚检证明。但我不够信任他，我们在下雨的星期天前去体检。还好没什么不妥，除出我的肋骨有陈旧性损伤。
一个普通的星期四，我做了一次关于青少年暴力事件的采访，稿子写出来，1200字，交给头儿，然后我搭车去芙蓉。车子里空荡荡的，司机竟然放着碟片，这趟车，近来我常常乘坐，它通往林梧榆所在的地方。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在车上听到过任何音乐。
在一些熟悉的老歌之后，是一阵清扬的过门，由口琴吹奏出来，有一种特别的伤感，像暗夜里一点悱恻的怀念。我震动了一下。
就是这般毫无预兆的，我重温了陈升的嗓音。我没有告诉过你，在多年以前，维嘉唱得最棒的一支歌，就是它，《把悲伤留给自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
没有人知道，在这样一部破旧的公交车上，坐着一名呆怔的女子，恍惚地想念着18岁那年爱过的男人。这是一个结婚的日子，呆怔的女子将要赶赴婚姻的刑场。她以为，结婚原来就像买一棵大白菜那样简单。
我自然没有弃车而逃，首先，那不过是一辆糟糕的公交车，其次，我的新郎并不在车上。逃走需要悲壮的理由、浪漫的豪情以及华美的场景。如果我一时冲动，在忧伤的怀想与暧昧的恐惧中提前下车，结果将会是我不得不在寒冷的风中老老实实等待下一部前往芙蓉的班车。如此而已。
你看，我清醒得很，既然我不是女星伊利莎白，也不是女王伊利莎白，就别指望会有够格调的男人痴痴伫立在铺天盖地的水晶玫瑰中天长地久地等候下去。
林梧榆临时被市长大人叫进办公室，我等了他一个多钟头。深暗的走廊里异常安静，林梧榆单独有一间小小的屋子，他把自己的文档收拾得很整齐，桌上有一方苔青色的玻璃镇纸。我翻看他的杂志，大都是理论性的，几乎每一本他都一丝不苟地读过，以红铅笔划了不少细线。我对这样的工作方式是陌生的，林梧榆叫我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
我们赶到办事处的时候已经接近下班，林梧榆事先打过电话，人家在那儿规规矩矩地等着。林梧榆一进门，主任就亲自迎上来，握着林梧榆的手连连摇撼，说是在酒楼里订了位置，要为他庆贺庆贺，又开了几句"先上车，后买票"之类的市井玩笑。我们分别在登记本上按了红泥手印，领过两本红色证件，就算礼成了。我翻开结婚证，发证机关的名字叫吹萧，我忍笑忍到眼珠发绿。你知道，芙蓉的街名很雅，都跟乐器有点关系，但这个未免太离谱。
就算是结婚了。结婚是一件很踏实的事情，全无云里雾里的惴惴感，就像是杨朔同志写的散文——我猜你懂得我的意思。
林梧榆谢绝了办事处的盛情邀请，他带我去见他的高堂。林梧榆有一套一百六十多平方米的政策性福利房，其时正遇到他父母的房子拆迁，他老爹老妈连同与之同住的妹妹妹夫一起搬去他那儿。我从未去过他的家，我喜欢静和清爽，不大想跟他的家人发生密切的联系。可是结过婚，打声招呼总是应当的。
那个小区在芙蓉大约已是上乘，房屋建造得中西合璧、异彩纷呈，阳台有西班牙风格的廊柱，屋顶是苏格兰式样的，可惜统统被中国农村的泥瓦匠篡改，仿佛小孩子涂坏了的一张画，怎么看都是荒谬、异形的。林梧榆的家在三楼，很时髦的错层，客厅大得很，装修上头是颇花了点气力的，门廊上头居然细细镌刻着钟馗捉鬼一类的古画，十足十小镇暴发户的派头。还好大毛及时冲出来，低声咆哮着，舔舐我的鞋子，认出我的气味来，连连摆尾。我蹲下身，抚摩它背上的皮毛，它蜷起身子，舒服地哼唧。
林梧榆的母亲——也就是通常的老妇人模样，稍微带些妖娆，长长的金耳坠随步曼舞，嘴唇很薄，口红轻易就涂过了界。打住，我并不想描述她，即使她打扮得像旧社会的鸨母，我也不想作任何评价。
林梧榆的父母忙着请我坐，给我削水果，但他们脸上总有些惊慌相，如临大敌似的。我略略奇怪。林梧榆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将儿子叫过一旁，轻声耳语。林梧榆不安地看了看我，跟着母亲进卧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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