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很多小礼品，在临行的前一晚，根据导游的建议，与林梧榆去了地道的维也纳酒吧，抽一根雪茄、叫一杯干邑，像真正的上等人一样。雪茄的味道我很适应，但我不敢太招摇，叼一根雪茄的女人多半是鸡。我不过偷偷从林梧榆嘴边夺过来，猛吸两口。
出门前我为林梧榆买了一件羊毛大衣，李子红色，非常浪漫。林梧榆的身材倒是一流的，但他穿任何衣物都死板僵化，昂首挺胸，一板一眼，像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我与他碰杯，在陌生的异域，至少我对他有着相依为命的眷恋。
我们在微醺中亲热，我深深嗅吻着林梧榆的皮肤，他的身体有着清涩的、榛子般的香气。我忽然很想很想真实地爱上他，就像曾经为了维嘉，魂飞魄散。
我梦想的旅程是漫长的，华盛顿的国家画廊、佛罗伦萨的乌菲滋美术馆、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那些地方，我都想贪心地慢慢看一看，顶好能住上个一年半载。我说与林梧榆，他不置可否，静一静，他伏过来，亲吻我的耳坠，悄声说：
"喂，我们生个小胳膊小腿儿的小家伙吧？"我被他的语气逗笑了。我们徐缓地做爱。但不会有孩子。我从未想过这些。林梧榆稍有失望，过后他立即侧过身，顾自睡过去。他的呼噜越来越恐怖。我感到烦躁。我起身放了一张影碟，《RED》（红河），里头充斥了穿粗布衣服、满口脏话的悍汉，他们杀恶棍，吻浪妞，充满现代男人的趣味，既有砍柴的劲道，又有做诗的风雅，颇为刺激。但现实总是两样，我是明白的。不然我不会嫁与林梧榆。我比你想象的更加能屈能伸。
林梧榆的母亲托人求签，算了日子，我们定在元宵节大宴宾客。林梧榆选了芙蓉最好的一家酒楼，订了五十桌，全是他那边的亲戚朋友。我咬着笔，拟定我自己的客人名单，老天，那真是比写社论还难。你知道，我那帮朋友，一则相交淡如水，二则大部分是自命不凡的人物。我有点自卑，不敢请他们，因为林梧榆善于制造闹哄哄乱纷纷的恶俗气氛。
理想的婚宴其实是鸡尾酒会或是自助餐类别的，在一间五星级酒店附设的西餐厅中，四周充满了热带鱼和名贵的花卉，客人们优雅地轻声交谈，至为热闹的场景不过是切开一只特制的三层蛋糕，蛋糕上刻了新郎新娘的名字，有杏仁、葡萄干和橘子做成的小城堡，绿色的草地，玫瑰花，果酱做的湖泊，湖泊上有榛子壳的小船，草坪中央是巧克力的秋千架，一个精巧的爱神在打秋千——别误会，我可没时间做白日梦，前一阵参加报社同仁的婚礼，人家就是这样设计的。
最终我谁都没请。之前我老爸出面与亲家吃了顿饭，算是大功告成，再不肯露面。幻和鸟倦游回来，又跟着导师去新疆做课题。我这方面是孤军奋战。
我替林梧榆挑的是"H"型的正装，含蓄而柔和的地衣绿色，他母亲嫌不够喜气，硬要他在里头配搭一件大红色的毛衣，亲手帮他整理衣领，使红色更突出。我耸耸肩膀，走开一点，我没有争，无所谓，出糗的又不是我。
我自己倒是随心所欲，化冷色调的妆容，银粉色的唇彩与眼影，五官模糊，整个面部的调调温柔忧伤。林梧榆的母亲见了我，腰疼胃疼一起发作，闹着罢工，不去了。林梧榆低三下四地劝慰她，求她，我坐在沙发里翻阅杂志。结果林梧榆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是市长大人已经大驾光临。林梧榆的母亲一听慌了神，催促着一窝蜂出了门。
仪式繁冗不堪，不知哪只鬼，居然还抬出一顶花轿来。致辞、答谢、表演吻戏，样样俱全，我和林梧榆是两只猴子，不同的是，我是一只神情淡漠的猴子，林梧榆是情绪高涨的另一只。
跟着是挨次敬酒，伴郎在林梧榆的酒中做了手脚，换成白开水。我喝可乐。一桌一桌巡回演出。在林梧榆，这是一个大日子。他嫌不过瘾，主动把白开水换回了白酒，不出半个钟头，就醉成了一摊稀泥。
那晚我没有留宿芙蓉，心硬如铁地独自赶回成都，水粉画华尔兹轮到我值守，我在那儿兢兢业业地呆到午夜两点，亲手研磨咖啡，跟熟客开几句玩笑。与丈夫相比，水粉画华尔兹也许更为重要一些。
中间我拨了林梧榆的手机，他大着舌头接听。我没说话，挂断它。我的心里堵塞着什么，仿佛吃进去一块石头。一位福州商人与我搭讪，讲笑话给我听。
"有一个人，很不会说话，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福州商人慢条斯理地说，"新娘子很漂亮，他就上去跟人家说，今天你真是面目全非啊。"我笑。顿一顿，他接着说，"他想和新郎干一杯，于是他说，来来来，幸福的人，咱们同归于尽吧。"我笑得眼泪都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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