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民族的性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物中表现出来，有时在变动的情感的狂潮中表现出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当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的君王的私人爱载，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目之，国王是否应该做超越傀儡式的人物，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感中，只要任何一种情感，稍微多一些，便可产出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管奇诺维克（Zenoviev）加米尼夫（Kan1enev）和比亚达哥夫（piatakOff）会不会被杀，拉达克（RadeK）会不会被监禁，不管“反革命”的阴谋和反史太林的叛乱其范围是否会如所宣传的那么广大，不管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纳粹政权的高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管英国会不会真正地变成工党的国家，不管美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它的好感或增或减：这些问题都须取决于各该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感和个人性格。
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的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
根据了这种意义、儒家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这一个道理，所以在儿童初入学的时候，所读的第一课就包古从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因为我常在看电影时流泪，我也喜欢在我旁边坐的人呜咽，或是在他离开戏院的时候，脸上留着一道发光的泪痕。我觉得一个人要能如此，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但白的说，看电影并不是可耻的事。一个人能哭是好的。
现在让我来解释这个意思。
“你哭了吗？”在我们看完南京大戏院演的“孤星泪”以后，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自然啦，”我回答说，“凡是不为这伟大故事感动的人，不算什么完全的人。”
事实上我的情感整个地被激动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头痛，再不能安心作什么事。我勉强去打扑克牌，但是乏味得很，结果输去了四元两角五分。
人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不论是在书上或在电影上，为什么不可以去流几点眼泪呢？这话我是根据亚利士多德和司马迁而说。亚利士多德说一个悲剧的真正功能，是在发泄人的情感。而我们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作著司马迁说是在“使人的血液畅流”。如果一个伟大作家写成一篇伟大的小说，在戏台上排演的时候，如果观众不哭，那么不是演员有毛病，定是观众有毛玻你也许说哭是不体面的，没有丈夫气。这在日常生活里面，尚有相当理由。如果一个人哭笑无常，你会说他是偏重情感的入，或是幼稚无知的白痴。
这话固然是对的，但是能说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不被感动而流下几点眼泪？在影片里边，人生表现得较为集中，易于激动人的情感。那么悲剧要不能催人眼泪，还谈什么发泄情感的功能？
邓肯（IsadoraDuncan）曾说女人来是一件乐器；并且比喻说只有一个情人的女人，就好像一件只被一个音乐家奏过的乐器。每个不同的伟大情人，能使同一个女人变成不同的情妇，好像每个不同音乐家，能用同一乐器奏出不同的音乐。每件艺术品都是美术家和原品的反映，有时或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反映。同样的一幅图画，一个人看了也许感极生情，另一个看了则漠不关心。看的人愈是感觉敏锐，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反映也愈是精妙。同样的日落西山，一个人看了也许会流泪，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日落而已。一个自夸不以日落为奇的商人——他不有时也会哭吗？当他的证券一天涨了一倍，他不会喜欢得要流泪吗？当银行忽然结算他的贷款账目，他不会颓丧得要流泪吗？那么还说什么哭之无用，哭之无丈夫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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