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是不了解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也不见得会了解我。今日的经济学还是在失败中，还是不敢昂起头来置身在科学之列。经济学如果只谈商品，而不更向前谈到人类的动机，它当然不是科学：即使能谈到人类的动机，而要想以统计的平均数去研究，也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拟科学而已。这是经济学的悲哀。经济学甚至还不曾创造出可以检查人类心智的技术；如果它将数学方法和统计的平均律去研究人类的活动，那更有着暗中摸索的危险。
所以每当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要决定的时候，总有两派的经济专家和权威者，站要绝对相反的地位。经济学终究和人类心智上的特癖是有关的，然而专家们对这些特癖一点也没有认识。一位专家相信如果英国放弃金本位，就会发生大变乱。但另一位专家却坚决的相信：如果英国要得救唯有放弃金本位。人们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这就是最优异的经济专家也无法预测。
证券交易之所以会变成投机事业，完全是这个缘故。纵使证券交易所能搜集到世界各国最可靠的经济资料，还是不能像天文台预测天气那样正确地预测金钱或商品市价的涨落。原因是经济学上参有人类的要素，当很多的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的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着人类的弹力不可捉摸的要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只有事实来证明。这仅是人类行为质素上的变幻莫则和反复无常的一个例证罢了。这种情形不但在商业交易上如此，在人类心理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在人类对于道德，风格和社会改革的一切反应上，也就是如此。
英皇乔治五世在他寝室中悬挂的一篇祷文，我曾得知它的内容为何，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的英国人往来。那篇祷文的内容是：求主使我服从行事之规则。
求主使我鉴别“情绪”与“过重感情”，取此舍彼。
求主使我忽滥于受人颂赞，亦勿滥于予人颂赞。
如我遭遇苦难，求主使我行同良兽，避往无人之处去忍受。
如果我当得胜，求主使我得胜；如我不当得胜，求主使我败而不馁。
求主使我不究既往，勿流徒然之泪。
这就是一个英皇的内心趋向——如果中国也有国王，一定对之发生奇异之感。乔治五世是否每夜如此祷告，姑且置之不提。萧伯纳曾经说过，英国人敬爱乔治五世的缘故，是因为他是现代。的君子派人物，并且乐于与人交往，而不是因为他在知识与道德上善于装作自大。英皇似乎很喜爱这篇祷文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因之把它郑重的悬挂起来，这已经胜于每夜咕噜祷告。
这篇简短的祷文表现了英国人的特性——公正从事，不重情感与内在力量。
可是这种箴语格言，不适应于中国，一个中国君王的座右铭是会与此不同的。中国君王看到第一行的“服从”两字，就会不解其意的不再读下去。
单向他解释统治者不该完全忽略行事规则，恐怕就要费去整一刻钟的时间。
解释“行事的规则”又要费去一刻钟的时间。给他解释“情绪”与“过重感情”的区别，恐怕说得口干舌烂，他也不会明白，最好还是不讲为妙。如果你把“不滥于受人颂赞”的意思讲解出来，他会感到忌恨。他也会问你：“为什么不呢？”于是你就无法应答，最后只得把原文窜改如下，以便合乎他的心意：如果我遭受苦难，我将宣示尿道不通，让位退隐。
如果我当得胜，求主使我得胜；如我不当得胜，求主使我在适当时刻逃往外国租界，以读古书。
求主使我不究既往，不流徒然之泪；但在失败之时，使我歌唱：“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各国都有不同的风俗。而各国的成功之道，也因之而异。英皇乔治的寝室祷文，在中国执政者看来是完全无用，也不能作成一个中国国王的座右铭。如果赞成以卑下手段攫夺政权的意大利人麦基雅维利（Machisvelli，1469——1527）生于此时，而去替一个中国王子写一篇座右铭，他的取材不外如此：求主使我记得每个王侯的生辰与每个王候母亲的生辰，求主使我多送重要寿礼，勿仅送些长寿面条而已。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