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因为十分宝爱人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自己也变成牛。等到牛能开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绪，或等到它们现在任性的样子，现出较不服从的样子时，我就要把它们称做有人性的动物了。我以为一切独裁制度，都是不对的，这理由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理由。独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处，却不能跟猴子和睦相处。
老实说，我从1920年后，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或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可是现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波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我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现在我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人类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现出来；把那个中国人理想中的听天由命，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制胜良策呢？西方可也有这么一个势均力敌的良策吗？可也有什么东西足以证明它的个人自由和公权学说是一种严肃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吗？这种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样的工人消灭了之后，使思想的摆子摆到另一方向去吗？我试目待之。
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至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二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个人的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智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个患有溃疡的人时时地想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病弊时，永远是经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在过去是一个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见解之下。却变成了一只全然服从物质律或经济的自动机。我们不再把他当人看待，我们只把他当做齿轮上的一个齿，一个组合或一个阶级中的分子，一个可以列在百分数里进口的异邦人，一个遭卑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被排斥的资本家，或一个因为是工人，而被视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个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或“工人，”好像已经能彻底了解他似的，因此人们就可以随着情形很便当地憎恶他，或称呼他做同志。我们没有个人了，也不再像是人类了，我们只是阶级。那末，我可以说这是事情的过份简单化吗？放浪者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那个有伟大的放浪者性格的人，那个以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的态度去应付环境的人，他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我们没有人类，只有阶级的分子；没有观念和偏见或癖嗜，有的只是意识形态或阶级思想；没有个性，只有盲目的力量；没有个性人只有马克斯的辩证法，以准确的方法去统驯和支配一切人类的活动。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地，热烈地，向着蚂蚁的模范迈进。
我也晓得我所说的只是陈旧的民主的个人主义。可是我要问问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本身可就是一世纪前赫其尔的逻辑（HegelianIOgic）和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英吉利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物？今日可还是比赫其尔的逻辑或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经济思想学派更陈旧的东西？——庄中国的人性学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难于置信，更不真实，更缺乏常识的东西。可是我们能知道人类这种机械观是怎样在机械科学完成工业，征服自然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一类的流行理论。这也许是精湛的经济学，但总是拙劣的生物学，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一个人的反应力量，跟物质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上，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医承认病人的性情和身体的反应，在抗拒疾病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现代的医生，已经确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如依逻辑和前例诊断起来，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会不死，反而复原起来，使医生也觉得惊奇。医生开着一式一样的药方，给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去吃，而不问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真可以把他当做危害社会的人。社会哲学家如果忘掉这个人，忘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忘掉他的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为。那么社会哲学家也是危害社会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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