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文言，虽以其特殊劲健之风格，不能写成优美的散文。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这一种工作，旧体的文言文是不配的。第二。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而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它专信仰简练专注的笔法。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唯一目的，却在乎文雅。好散文的进展必须用天然的大脚步跨过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动扭扭捏捏有似缠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都是造作的。好散文殆将需用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例如斯特拉契（LyttonStrachey）或布菜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写笔墨。而中国的传记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结构，而骈体文却是显明地过分平衡的。
总之，好散文一定要条理通畅而娓娓动人，并有些拟人的。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盖作者的真情而剥夺文章的性灵。我们大概将希望著侯朝宗细细腻腻的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写一下：能给我们一篇至少长五千字的传记。谁知他的李香君传恰恰只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祖母老太太写了一篇褒扬懿德的哀启。缘于此种传统，欲研究过去人物的生活资料将永远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写之内，呈现一些极简括素朴的事实大概。
实在的情形是文言乃完全不适用于细论与传记的，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写小说必须乞灵于土语方言的理由。左传为纪元前三世纪的作品，仍为记述战争文字的权权威。司马迁（纪元前一四○——八○）为中国散文之第一大师，他的著作与他当时的白话保持着密切接近的关系，甚至胆敢编人被后世讥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笔墨仍能保留雄视千古的豪伟气魄，断非后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王充（二七——○七）写的散文也很好，因为他能够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反对装饰过甚的文体。可是从此以后，好散文几成绝响。文言文所注重的简洁精练的风格，可拿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传”来做代表，这一篇文字，后人认为是他自己的写照，通篇文字恰恰只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视为文学模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固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曹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裼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意，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一篇雅洁的散文，但是照我们的定义，它不是一篇好散文。同时，是一个独一元二的证据，它的语言是死的。假定人们被迫只有读读如此体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实如此浅薄，叙述如此乏味——其对于我们智力的内容，将生何等影响呢？
这使人想到中国散文的智力内容之更重要的考虑。当你翻开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种迷失于杂乱短文的荒漠，有茫然有知所措的感觉，它包括论述、记事、传记、序跋、碑铭和一些最驳杂的简短笔记，有历史的，有文学的，也有神怪的。而这些文集，充满了中国图书馆与书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显著特性为每个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诗，是以每个文都兼为诗人。所宜知者，有几位作家另有长篇专著，自始即具有什锦的性能。
从另一方面考虑，此等短论、记事，包含着许多作家的文学精粹，它们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中国学童学习文言作文时，须选读许多此等论说记事，作为文学范本。
作更进一步的考虑，这些文集要是代表文学倾向极盛的民族之各代学者的矩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则使人觉得灰心而失望。我们或许用了太现代化的定则去批判它们，这定则根本与它们是陌生的。它们也存含有人类的素质，欢乐与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为我们所欲知者。但既生存于现代，我们不得不用现代之定则以批判之。
当我们读归有光之“先慈行状”，此为当时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为当时文学运动的领袖，我们不由想起这是一生勤学的最高产物，而我们发现它只不过是纯粹工匠式的拟古语言，表被于这样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则为特性的缺乏事实的空虚，与情感之浅保我们的感到失望，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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