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只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後才能知道。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於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佈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後，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洩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幾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幾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皇帝一見，掉下淚來。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後再敘），繼之以驚人的警星出現，中嶽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一場政治風暴現在刮起來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會把宋室焚毀。這場風暴始於國家資本主義者，人稱之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之間的一次鬥爭。王安石的反對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賢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拔耀培養、留做領導國政的一代人才。我們需要瞭解那次政爭的性質，因為那種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
中國最早的通俗文學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預示中國小說的來臨，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說集，新近才發現，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後不久，在通俗文學之中，他便以其外號為人所知了。那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於一個人個性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願承認自己犯錯。朋友對王安石的反對，只增強了他貫徹他那政策的決心。有人告訴我們，說個性堅強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是卻需要予以精確的說明：就是說堅強的個性是用去做什麼事。王安石很可能還記得學生時代曾 見一個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做那種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時，他在文學界是以"三不足"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這是蘇東坡贈與他的標誌。
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對，朋友方面，或是敵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說動皇帝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要把他的計畫進行到底。這就暗示他要壓制一般的反對意見，尤其是諫官的話，諫官的職責本來就是批評朝廷的政策和行動，並充當輿論與朝廷之間的橋樑。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好政府必然是"廣開言路"，而壞政府則不然。所以開始論到新政之後，自然爭論迅即湧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批評與異議的自由。這次交戰，宰相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後，全國官員分成了兩個陣營，陷於朋黨之爭，直到宋朝滅亡而後已。幾年之後，變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兩派的裂痕則演變愈甚，其後果亦更加嚴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爭，成了"流俗"與"通變"之爭，這兩個名稱在當代文學裏曾多次出現，而王安石亦最喜愛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與王安石持異議者，王安石皆稱之為"流俗"派，而他與其同黨則稱之為"通變"派。王安石攻擊批評者，說惡意阻撓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對派則攻擊他，說他"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劉摯則稱："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王安石這位宰相排斥反對他的禦史之時，反對派對他更重要攻擊的，是他欲"鉗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評政府。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大家公認的權力，也有當政黨與反對黨大家公認的責任。沒有計票、舉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確定公眾意見的方法。中國人在集會時，只是討論問題，然後同意某一決定。在原則與實際上，對政府政策之批評，政府不但容許，亦且予以鼓勵。敵方可推翻內閣，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黨之爭，習慣上是將反對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職。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時，政府頗著盛名的領導人物如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曾貶謫至外地，暫時退居低位，後來又回京得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派當權，則另一派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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