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輕視所有那些"流俗"之輩，不但與那些忠厚長者大臣一等人疏遠起來，就連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韓維、呂公著也斷絕了來往。我們還記得神宗尚身為太子之時，是韓維使太子對王安石傾心器重的。等這些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他毫不遲疑，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他既陷於孤立無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勝職"之輩，而這些人只是對他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個劣跡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鄧縮。李定隱瞞母喪不報，以免辭官，退而居喪返裏，在儒教社會中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為後人所知，是他說了一句名言："笑駡由他笑駡，好官我自為之。"但是王安石的兩個巨奸大惡的後盾人物，則是兩個極端活躍、富有險謀才幹又極具說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呂惠卿，尤以呂惠卿為甚，最後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賣了。王安石八年政權終於崩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人民。"在呂惠卿以極卑鄙的手段公佈王安石的私信，以離間他和皇帝之時，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寫"福建子"三個字數次，用以發洩心中的憤怒，因為出賣他的這個朋友呂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一天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用以偵察批評朝政的特務機構成立的。
此外，相反兩派的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吳氏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麼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足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足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後，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中出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胸懷，爭理不爭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後世史學著作之規範。初稿《長編》多於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後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巨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後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後，青苗法終於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佈。朝廷派出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後，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並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人民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人民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願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並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人民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於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交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願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禦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禦史台對諸禦史說："你們意欲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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