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揣着那封信，独自去到家附近的公园里，在石凳上呆坐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内吸光了一整盒烟。
那一天是星期天。
许多年轻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公园里玩儿。草地上处处可见男孩儿女孩儿奔过来跑过去的活泼身影。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此起彼伏……
后来我按着打火机，将那封信烧成了灰烬……
一阵轻风掠过，黑蝴蝶似的一团纸灰，在我脚旁盘旋了几圈，依依不舍地随风而去……
我望着它被吹散得无影无踪，只想永远地在那石凳上坐下去，坐到老，死在那儿……
后来儿子出现在我面前，说家里来了一位编辑……
“爸，你一个人吸了这么多烟？……”
儿子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我说：“回家后别告诉你妈。”
儿子讷讷地又问：“爸，你心里烦是不是？”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是的。爸爸心里从没这么烦过。”
“因为……想写，又写不下去？”
“不，比那还糟……”
我牵着儿子的手，更准确地说，是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牵着我的手，像牵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爸爸一样，将我领回了家……
我默默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再见她一面，我还算个男人吗？至于翟子卿作何感想，以及将会怎样对待我，随他的便吧。我才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个女人腹中怀着我的孩子已经再有几个月就该生下来了，我必须赶到她身边去！……
然而不久我的老母亲病了……
在哈尔滨我依旧住那一家宾馆。依旧住那一层。仿佛的，我与那一家宾馆那一楼层，也结下了某种“缘”似的。只不过这一次住东侧，而前两次住西侧。楼层服务员姑娘们一个都没换。她们对我早已熟悉。我对她们也不陌生。她们有她们的另一种“非缘”的解释，说那一层楼是专为招待外省市来哈领导干部的。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不安排“闲杂”住客。我是作家，与“闲杂”似乎有着点儿区别。属于破例安排。其实，更真的“一般情况”，乃因那是最高一层，许多人不情愿住。在她们心目中，也许恰恰相反，我可能正该归在“闲杂”的中国人一类……
她们接近时瞧我的目光，或远距离望我的样子，使我觉得，似乎和先前有所不同了。仿佛是在瞧着或望着一个被抛给了社会舆论热点的人。好奇心似乎还掺杂着同情……
我想我并没什么很值得她们同情的。
然而心里不免形成了疑问。
住下后我问她们中的一个——哈尔滨可有什么新闻？
她说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事儿算得上新闻啊！
我说也对也对。
她问我此次回哈尔滨处理什么问题。
我说一个写小说的人哪儿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啊……
她笑笑，笑得意味儿深长。
我也笑笑，笑得并不自然……
闲闷无事地挨熬过了白天。终于挨熬到了晚上。于是我在房间里拨通了她“自己的家”里的电话——不料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声音很粗，口吻烦躁地问我找谁？……
我犹豫霎时，说出了她的名字。
“打错啦！……”
对方啪地挂断……
我想怎么会错呢？如果她的电话号码变了，肯定在信中告诉我……
于是又拨……
“同志，是吴妍家吗？……”
“不是！……”
“不可能不是啊，明明……”
“你打错了就是打错了，啰嗦什么！讨厌！……”
对方的恶声恶气，使我先自放下了电话……
我发了半天呆，鼓足勇气，又往翟子卿家拨电话。话筒里却有另一个女人的声音礼礼貌貌地告诉我——“对不起，这一个号码已经取消。对不起，这一个……”
我不愿再迷茫地发半天呆。披上衣服，决定马上就去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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